杨忠：古籍整理研究与现代文化建设

　　自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也使古籍整理研究面临许多新的困难与问题。这些问题有认识和理论上的，也有国家政策和古籍整理研究实践中产生的，需要加以讨论研究并逐步解决。 

　　一、古籍整理研究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基础。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载体的古代典籍，其数量真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中国历史文化通过古籍而代代传承，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整理研究历代典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优良传统。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并设有专门机构从事这项工作。其中西汉末年以刘向、刘歆父子为首的学者群体所进行的校书运动和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对典籍的整理，影响最为深远。而在西汉末至清代初年，历朝政权也都在进行着各自的典籍整理工作。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我们也可以说，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注重从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开拓前进。 

　　那么，当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我们这个民族正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时期，当整个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否就不重要或根本不需要了呢？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北京某大学文科某教师在北京市一个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消耗短暂的生命”去挖掘挽救历史唱对台戏，很有点螳臂挡车的悲壮”。 

　　“尘封土埋”的古籍，实在“是与“真正科学的精神是，该去的就让它去，该死的就任其死。”似乎认为应该任古籍自然湮没，而从事古籍整理的人简直是在浪费生命。这当然是对古籍整理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缺乏正确认识的一种非常极端的意见，但作为一位大学文科的教师居然也有这种认识，并且还有杂志愿意发表，可见这种意见或类似的意见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确有讨论的必要，对于古籍整理的现代意义也还有阐释和宣传的必要。 

　　传统文化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古代典籍是不是已经死去了呢？当然不是。因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它与现代文化一样，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都各自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发展运动中的系统，它不是僵死的，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前进的。因此'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源头，是现代文化得以产生的母体，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发展，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文化，而且现代文化的发展前进虽然需要先进思想的指导，．需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营养’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也仍然需要以传统文化作为发展的基础。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古代典籍不仅没有死亡，而且仍然在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些应用性强的古籍如有关中医药、农林、水利、气象、建筑营造、环境保护的典籍和历史文献资料，至今仍在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健康保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古代典籍，更在加强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丰富现代理论’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借鉴治国经验，完善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推进社会趋向文明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还要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江泽民主席在给历史学家白寿彝的贺信中也指出：“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做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并不是主张对传统文化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而是应该坚持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方针。批判，就是科学地剖析。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继承和发展。因为，我们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前进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总是并存而且杂糅在一起的。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化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文化遗产又具有超时代性，只要能推陈出新，就能为现代社会所利用。因此，传统文化在世代传承中总是既保存着适应某一历史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又不断扬弃不能适应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部分，同时，不断增补新的内容，而创造新的文化，来更好地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能不断延续并且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要建设并发展中国先进文化，自然就要依据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抛弃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并与时代相结合，而不断创新。其中，首要的、基础的工作当然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古籍整理研、整理研究的过程，就是批判；说到底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番认真的清理。继承、推陈出新的过程，从而“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为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与资源。当然，古籍整理并非为整理而整理'为继承而继承，因为整理的目的是应用，继承的目的是发展创新'说到底是古为今用口因此，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实在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基础。 

　　二、二十年来古籍整理研究的新局面。 

　　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得搞上百年”，“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对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以及古籍出版规划等工作做了高瞻远瞩的全面部署，国务院并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教育部也于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负责组织、协调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国家还拨有专款，用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和科研项目。 

　　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二十一年来，特别是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专门机构高校古委会建立十九年来，我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因为有领导、有规划、有队伍、有专款'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具体说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起了古籍整理研究基本队伍。 

　　八十年代以来，高校系统陆续建立了一批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其中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院校建立的二十二个古籍研究所。并在原有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之外，新增设杭州大学、南京师大、上海师大三个古典文献专业。这样，目前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教学、科研机构共26家，这些机构中的专职、兼职人员有六七百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队伍。此外，部属和省属院校中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大等校也建立了62个古籍研究所（室），其中的专职、兼职人员亦有七八百人。以上88家教学研究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人员已达一千四五百人，占全国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人员的八成以上，使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事业有了基本的队伍。同时，各校研究所都极为注意在科研实践中对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培养。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不少人成了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对研究所学术特色的形成、科研项目的进展做出了贡献。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并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才培养工作日益深化，也逐渐有章可循，效果良好。到去年暑假为止，高校古委会系统各专业与研究所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己达3000余人。大大缓解了我国自八十年代初期业已出现的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为整理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科研项目取得丰硕成果。 

　　二十年来，全国高校教师共完成并出版古籍整理研究专著五千余种，科研项目已有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必需的基础建设工作。八十年代以来古委会陆续组织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金明诗》、《全唐五代诗》、（（全元文》、（（金明文》、《两汉全书》、《清文海》等项目。这样，除少数朝代外，自汉至明的历代诗文均可大致收罗完备，清代则有了大型文章选本。其中《全宋诗》（72册）、《全元戏曲》已出版；《全宋文》（约1 80册）已出50册，其余100余册排版工作已完成；《全元文》已出版25册；《清文海》（约40册）已完稿交出版社；《两汉全书》、《全明诗》的部分成果已出版；《全唐五代诗》正在编纂中。 

　　二是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和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项目。如《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杜甫全集校注》、《韩愈集校笺》、《朱熹全书》等历代大作家集的整理研究；《甲骨刻辞类纂》、“故训汇纂》等语言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丛书》、《古本小说集成》、《清人别集总目》等大型资料汇编等。现在，上述项目大半已出版或已交稿。必将对当代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起推动作用。 

　　三是普及性项目。高校古委会组织编纂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135种)。出版之后在社会上有良好反响。这样的项目还有《二十四史今译》、《国情丛书》、《中华英才丛书》等。 

　　3．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发展。 

　　二十年来，高校古委会和高校古籍研究所逐步与海外相关学术机构及学者个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少研究所主办过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学术繁荣。高校古委会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科研项目上的合作也有了进展。到目前为止，主要的项目有《北美汉学家辞典》（已出版）、《日本中国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北美汉学研究机构概况》、《韩国当代汉学家人名辞典》、（（韩国藏中国古籍书目》等。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国许多重要的古籍流散海外，严重制约着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古委会在日本友人和学者支持帮助下，自一九九七年起和日本官内厅合作，将官内厅书陵部所藏中国古籍中的宋元珍本约100种复制回来，并由中国线装书局影印出版。此项工作进展顺利，第一辑（14种181册）已出版。 

　　高校系统之外，也有许多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如《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等，都是影响深远的重大成果。 

　　在古籍出版工作方面，由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发挥了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专业古籍出版社数量大大增加，国家每年又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的出版。二十年来出版古籍数量可观。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已出版古籍达八千余种。 

　　三、古籍整理研究面临的新问题和克服困难的几点建议。 

　　二十年来，古籍整理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但在好的势头下面也有不少隐忧，有的问题甚至已给古籍整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弘扬造成了困难。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数端： 

　　1．整理研究成果有质量下滑趋势。 

　　目前虽然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数量喜人，但质量却显然有下滑趋势。一些古籍的点校者连所整理的典籍在历代的著录情况和版本源流都没有弄清，便贸然下笔，以致底本的确定和校本的选择都欠妥当，必然影响整理的质量。有的笼统地说参校某本，“择善而从”，但却不说明所“从”的理由，删所谓“善”也无从说起。有的号称参校数本，却不认真一一比对，所谓校便不可靠。……这些自然是整理者的水平不够所造成的问题，但也有古籍出版社编辑审校不严的因素在内。至于出版印刷中的校对环节，则除少数几家出版社把关较严，错误极少外，不少出版社校对人员素质下降，似乎已是值得忧虑的问题。 

　　考虑到新版古籍的质量问题，则我们对目前出版数量所体现的成绩便不能过于乐观。因为目前统计的八千余种新版古籍中，有一定数量的重复品种，如《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的各种选本，甚至还有不少低水平上的重复品种（特别是通俗小说）。另外，一些质量不合格的整理成果并没有起到整理的作用，还需要由别人重新整理。考虑到这些因素，则目前已出版而可以为社会使用或大体可以使用的古籍整理成果的数量便远不足八千种，这些成果与现存约十五万种古籍的总量相比，自然不成比例。可见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沉重。 

　　2．后继人才将有不足的苗头。 

　　古籍整理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的质量问题其实是个人才问题。既然整理研究古籍、弘扬传统文化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便要首先保障这种工作能有人愿意做，且有能力做。但现实情况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辈学者日渐凋零，六十岁上下的学者也将陆续退休，目前虽有四五十岁的一批学者仍在勤奋工作，但困难不少。而年轻人中有志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将不会太多，甚至古文献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毕业后真正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也不太多。究其原因，大约是此项工作费力多而收效少。在高校普遍实行量化管理的环境下，若从事一项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其成果也许十年八年还不能出版，虽然“板凳甘坐十年冷”精神可嘉，但碰到职称评定等具体问题，有时便难以“坐”下去。人才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3．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困难。 

　　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因读者面小，出版困难较多，虽有国家的专项经费做出版补贴，但毕竟数量有限，难以解决古籍出版社经济效益普遍较低的问题。古籍的出版往往还要作者设法筹集经费做补贴，特别是近年来，补贴几乎成例，没有补贴便难以出版。这也挫伤了整理研究者的积极性。一些经济效益好的出版社有时也愿意出版一些古籍整理与研究著作，但非专业出版社，古籍编辑的力量有时不能满足需要，又容易造成出版质量的问题。 

　　总之，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以往古籍整理成绩很大，今后古籍整理困难不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367、368期）近年来在新形势下虽然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这些问题与困难并非不能克服。因为国家对古籍整理研究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方针已经十分明确，只要有关部门都能认真贯彻，问题总能逐步解决。窃以为关键仍是一要提高认识，二要改进措施。古籍整理是一件特殊的工作，需要有特别的政策措施的保障。比如说，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如何评价，大型项目的中期成果能否作为评聘职务的根据，都应该研究并制定具体措施来鼓励中青年学者投入此项工作。又如古籍出版社出书范围的限定是否可适当放宽，以使他们也能出一些经济效益高的图书，壮大古籍出版社的经济实力。又如能否采取一些措施使已退休而尚能工作的学者、编辑多参与一些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以利于提高图书质量，利于培养年轻学者、编辑。再如，能否采取措施，加强调控、减少重复出版，以节约资金等等。这些都应该研究，我想中国大陆在古籍整理研究与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碰到的问题，港台多少也会存在，我们还可以与港台交流经验，借鉴他们的一些做法，以使两岸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都更加兴盛，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的文化建设中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任职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