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文源何能断中华必大同

　　（第十届、第十一届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在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

　　尊敬的颖奇兄， 

　　尊敬的慕明先生、仁和先生， 

　　尊敬的两岸各位学者： 

　　昨天夜里，我粗粗地勾勒了一个提纲，准备今天讲。但是刚才听了四个小组的报告，特别是听了仁和先生和慕明先生两个人的精彩讲话，我发现我准备的这一点点东西，全都报废了。他们二位虽然都谦虚地说一个是学法的、一个是学医的，但是对文化各个方面的见解已经涵盖了我所准备的内容。再加上四个小组代表所报告的各位专家的心得体会和高见，我昨夜准备的已无从置喙。于是我只好边听四个小组代表和郁、焦二位报告，边重新整理思路，以便表达一个与会者的意见。刚才王鸿举市长说我们三个人点评，实际上我不堪如此重任，好在有仁和先生跟慕明先生讲话在前，他们并没有点评，而是直抒胸臆，我就沿着他们二位的路走，不点不评，也说说自己的想法。既然他们二位已经说得很深刻、很博大，那么我就像打排球，打一个空档。他们二位没有对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和巴渝文化以及抗战文化进行过多的琢磨，我就从这里说起，以免有“抄袭”之嫌。 

　　既然我们研讨的总主题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那么就有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在我们所举办的历届研讨会上，来自方方面面的学者都有很精到的阐述，我想这不是我们需要释疑的问题，而只是需要进一步开掘，以今天的眼光进行诠释的问题。换句话说，在总的方面，我们是有共识的。谈到现代化，可能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论坛总题目当中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现代哲学里所说的现代化。何为西方现代哲学里所说的现代化？一般来说，就是以17世纪末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为“现代”。他们所说的现代主义，就是在这两百多年时间里所形成的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今天和明天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系列基于理性主义而得出的结论。这些观念、结论，渗透到不同国家的各个角落，与工业化生产的物质相应。基于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覆盖全社会，这谓之现代化。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现代化，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只是指生产方式、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的高度。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不是把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所形成的结论一股脑儿拿来移植，所以我常说此现代化非彼现代化。

　　因此，关于二者的关系，自然也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个看法，在我看来是在总前提下的不同的忧虑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要和当前这个时代相结合，要体现今天时代的特点，对此恐怕大家都没有疑义。但如何结合，应该走什么路，应该做哪些工作，却可以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在学术层面的分析，反映了我们包括海峡两岸执政者、执法者和研究者，都有不明晰甚至误会的地方。这并不奇怪。两百多年来，力量最强大、经济最发达的首先是西欧，继而是北美洲。因而，这些地区与国家的人们就有了一种种族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找到一个理论依据，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移到社会上来。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到极端就是雅里安人种族优越论。优越者自然是世界的中心，因而就有“欧洲中心论”。如果是自拉自唱，自我欣赏，欧洲中心论可能只局限于西欧或者周边地区。但是从18世纪起，工业化的产品、坚舰利炮满载着种族优越论和欧洲中心论驶往五大洲。

　　随着炮弹，这种观念在所有被殖民的国家落地，并成为强制性的思想。与此同时，在欧洲，特别是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当政者和学者配合，对本民族的人民进行了成功的洗脑工作——希特勒的洗脑，二战之后从艾森豪威尔开始的洗脑，一直到今天小布什的洗脑。因而，种族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就不再是少数人的思想和主张，它已经变成广大地区的民族的共识、民族的优越感。所幸，自然科学不断地突破，再加上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炮声和鲜血惊醒了人们，因而二战之后不久，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了对启蒙思想家所得出的结论、所宣称为绝对真理的一些理念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质疑成为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思想界、哲学界、美学界等舆论的主流。不过，这只在学术界是主流，并没有成为执政者的主流。西方学者只有一支笔，或者一台电脑，声音再大，在整个社会机器的隆隆声中，在枪炮的轰轰声中，却显得那么苍白、悲壮。

　　我痛心地看到，至少在中国大陆，我们的学界对外面的这个走势了解甚少，因而在许多的界别，人们还在按照西方的“绝对真理”思考现在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第三个问题——二者的结合问题，就很难办，甚至无法着手。也可以说，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是有共识的，对和时代精神结合也没有异议，仅仅在如何结合、如何再创造新的文化方面，还需要切磋，还需要磨合。在何谓“现代化”的问题上，我认为是不够清晰的，还需要深入地研究。 

　　在小组讨论中和刚才四位小组代表的报告以及郁、焦两位先生的讲演中，都涉及中华文化的生命力问题。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说，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全世界各种文化中，恐怕是最强的。它源远流长，它让人惊叹，无论是它的核心精神，还是它的表象，都可以使一切接触它的人，不分国别、民族，都十分地着迷。那么，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来自哪里？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才有信心，或许才能找到更多的途径。我认为我们的文化生命力在于不间断地承继，在于我们文化的一体而多元，在于我们不间断地传播。我把传与承分开说了。传播，在于中华文化是开放的，同时就它自身的结构、成分来说，是在不断吐纳、不断前行、不断变革的。而决定一切的，能够使它承继、多元、传播、开放、吐纳的，是它的底层，或者用仁和先生、慕明先生所说的，是道德精神、为人准则等。慕明先生提到一个深层，我换一个字，文化的“底”层，也就是中国人的哲学——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审美观。 

　　现在回头想想，无论就“修齐治平”来看，还是就“和合哲学”来看，或者从其他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底层是最符合大自然的规律、人类社会的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这么聪明，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形成这样的文化？我觉得是中华民族比较早地全面进入了农耕社会并且农耕的时间也最长这样一个根本原因决定的。记得我在第四届研讨会上曾经说过：反观人类社会所走过的历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己的今天与明天的思考，最为切实、最为深入的就是农耕时代。游牧靠大自然赐予游牧者牲畜的肉、皮、毛、骨、血，牲畜只吃草喝水，因而无例外地都是逐水草而居，对于某一块土地的土壤、水利情况，天象与阴雨、风雹的关系，不是那么关心。同时游牧生产的方式决定了家族不可能很大，因为对牲畜进行管理是有量的极限的。两夫妇可以放牧两百匹马，或者是一百头牛，但是不可能放牧两万匹马、一万头牛。因而，当牲畜繁殖到一定数量，儿女也长大了，就分出一批再另立家，又是逐水草而居。孩子独立之后，很可能此生见不到父母，因而他的亲情也就不如农耕。原始的农业，必须集体耕作，必须对自己的土地、水流、气象乃至周围的森林、草原进行细密的观察。土地不能流动，在土地上耕作的技术不能丢弃，要代代相传。打磨一个石镰、石刀，很费力气，一旦占有，总希望留给后人。即使至于后来用铜器、铁器，那个时候一个农家恐怕对一把锄头、镰刀看得要远远超过今天的笔记本电脑。这样，继承合作就成为关系到一个家族、家庭来年生计的问题，“和合”于是产生了，“慎终追远”于是也产生了。 

　　到了工业化时代，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在工厂里所需要的技术不是父亲教的，机器是资本家的，外面刮风下雨、下冰雹，车间里照常生产。初期，工人们聚居在一起，居住在一起，以后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早出晚归，彼此不相交通。在工人区，可以姓张的和姓李的做邻居，但进入工厂，姓张的、姓李的走进两个车间，跟他亲密接触的可能是姓赵的、姓钱的，因而人和人的关系淡漠。拿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由于房屋改造，改善民生，一批批大楼建起来了，大家欢天喜地离开旧居，搬到新居里去，但是也丢弃了邻里之间的那种亲密合作、相互关怀，乃至于争吵。进到大楼，母亲可能在另外一个小区，自己在又一个小区。住进大楼半年，不知道对门姓张姓李，在哪里工作，一家有几口人。进到写字楼，大家都忙于工作，噼里啪啦地操纵电脑，筋疲力尽，连吃饭也是送到工作间，一下班都赶快开车回家，关在自己的小屋里，人和人就疏离了。 

　　考虑考虑人类发展所留下的足迹，农业社会的确是让人向往的。但是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只能正确地对待今天的生产方式、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考虑在这个环境下怎么把中华传统文化保存下来，让它和这种生活方式相融合。 

　　刚才郁、焦两位都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慕明先生特别提到文物的保存，我非常赞成。这些文物是一种标记，是一种符号，是一种勾起回忆的向导。前贤所写的众多的书籍（像首师大的尹小林先生就曾把传统经典数字化，我也是他的工作的受益者），这都是记忆。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记忆。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也应该有自己民族的记忆，也应该有对自己一生过去的记忆。没有对过去的记忆，也就不知道明天路向何方，因为任何时候的今天都是昨天的继续，想割割不断，想去去不掉。 

　　刚才慕明先生从文化的表层和底层批判“去中国化”，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去中国化”四个字就是悖论。打算去中国化，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化。既然“化”了，就去不掉。什么叫“化”？就是覆盖一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既然都已经彻了透了，那还去得掉吗？当然，还有更浅显的悖论：“去中国化”是典型的中国话，说着中国话“去中国化”，是中国人的思维，也是一种悖论，从理论上是不值一驳的。但是，对它的行为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文化的表象和文化的底层不是绝缘的，文化的表象就包含着底层的内涵。表象变了，记忆的标记、符号没有了，久而久之也要渗透到底层，底层也要变。就像刚才所说的城市现代化了，高屋林立了，人们搬进去了，可以登高望远了，但是离母亲远了，离兄弟姐妹远了，亲情淡漠了，于是就影响底层了。 

　　谈到继承，谈到历史的记忆，我们不能不怀着感恩的思想，这也是我在天水会议上谈到的。应该感天地之恩，应该感千万年来一代代祖宗之恩，应该感教我、育我的父母之恩以及所有人的恩。一个人只有懂得感恩，一个民族只有懂得感恩，他才会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文化，才能够体现民族的文化，才能够谈到社会责任感。如果认为一切都应该是你们为我服务，像中国大陆的有些独生子女，不知感恩因而也不知报恩，自以为是父母的骄子、社会的骄子、民族的骄子，这样的孩子多起来，中华民族文化的承继、多元、传播、开放与吐纳就都谈不到了。在谈到文化承继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建议研究巴渝文化的原因。巴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亚文化之一。但是由于过去我们对黄河流域的文化或者叫中原文化的重视，在这样一个耀眼的太阳底下，像巴渝文化这样一颗璀璨之星的光芒被掩盖了。

　　这次我们的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各位专家都发表了真知灼见。不过，作为会议组织者之一，我有点遗憾的是，我们对巴渝文化开掘得还不够，这正反映了当前研究工作的缺陷。巴渝文化有很多的谜，比如巴渝文化和蜀文化是什么关系，还没有阐述清楚。说到蜀文化，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又是什么关系？三星堆遗址的古老人群怎么忽然消失了，到哪里去了？金沙文化的主人们又到哪里去了？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是什么关系？在金沙遗址发现了一个玉琮，无论体积、玉的质料还是加工的风格，考古学家一致认为不是金沙的产物，而是良渚文化。在那个时候，浙江的产品是怎样过来的？划着木排能够经过三峡险滩逆流而上吗？由此可见，对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会蒙昧活动的范围与能量是不可低估的。像重庆两万年前人类的活动和三千年前的铜梁国，也是个谜。“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跟蚕丛和鱼凫有没有关系呀？李白根据的是古老传说，口传历史并不都是神话，虚无缥缈，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真实的史料。

　　因此巴渝文化很值得研究，我这里只是举出九牛一毛。即便有很多疑点还没有弄清楚，可是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华文化或者地域的亚文化如巴渝文化的总体走向得到启示，得出应有的结论。所以今天上午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没有能力全面论述巴渝的古代文化与今天重庆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可以举出一点：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所挖掘出的古代遗迹，都体现了山民的特点，这就是吃苦耐劳。这种精神现在在重庆的街上还可以看到，典型的例子就是重庆的棒棒军，凭着一根扁担甚至一根竹棍，离开农村到城里来求生，就凭着他的肩头、一根棒棒、两条腿，帮人搬运，用这样的劳动换取他生活之所需。让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恐怕与巴渝人民自古就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重庆这个地方，民风是如此质朴可爱，再加上它的地理形势，所以当年蒋介石选择这里做陪都是经过方方面面的考虑的。重庆的战时文化也是古老巴渝文化在特定时间开出的一朵灿烂的花，但是这朵花又不同于牡丹，是在古代基础上的升华。现在距离全面抗战开始已经七十年了，年轻一代对于那段历史或许不知道，即使读过有关的书、听过课，也已经淡忘了。

　　我要说，中国战区的抗日战争是二次大战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正义战胜邪恶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当然，我们希望它是最后一次。一次大战未分胜负，是一场鼠疫逼迫着双方把枪放下了。在此之前，殖民者发动的战争从无正义可言。至于抗争者，据我所知，只有19世纪初埃塞俄比亚那场战争是胜利了，但是最后它还是沦为殖民地。除此以外，包括我国屡战屡败的国耻的战争，都是没有胜利的。二次大战既然是正义战胜邪恶，我们的抗战自然是给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重庆就是当时那场战争的中心，重庆也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的城市。重庆人民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为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养育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的大部分，也就是保护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主流。试想，如果重庆没有被定为陪都，国民政府东跑西颠，文人分散各地，或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中华文化能够在光复之后迅速站起来吗？所以，我们对重庆人民也应该感恩，应该留住这段历史的记忆。现在在重庆的土地上还有很多抗战的遗迹。明后天大家要参观的抗日纪念博物馆、总统的官邸，还有外交部办公地点、宋美龄女士所居住的地方等，都不仅仅保存完好，而且由市政府出资修葺一新。 

　　抗战那段历史离我们已经比较久远了，但是在抗战中重庆人民所表现出的精神、那种爱国的情怀没有中断，那就是改为直辖市十年来，重庆正以所有人都惊异的速度崛起着。我作为重庆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重庆都是眼睛不停歇地看着两边。虽然街道是熟悉的，但是我还要看她。在看的时候，我常常产生一种遐想。重庆的土地很金贵，常常要劈山才能开出一片平地，建一所楼宇。但是重庆人民不声不响，没有夸张，没有炫耀，十年之间，改变了重庆的面貌。也许第一次来重庆的朋友感受不到，甚至可以说重庆的年轻人也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问过几个人：上世纪60年代的重庆你看见过吗？没有。70年代的重庆你见过吗？没有。有的80年代才来，有的90年代才来。但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我都来过，我所见的重庆当年可不是这个样子。昨天我们游江，颖奇兄一再感叹好大好美。当年沿江都是吊角楼，那就是几根木柱立在江岸上，从岸上搭木板，上头建木板房，层层叠叠。重庆多阴多雨而少阳，一旦出太阳，整个江边都是“万国旗”，全是拉一根绳子晾衣服的。当时我就很担心，一旦失火，不得了，火烧连营。街道窄窄的，市内只有几栋在当时像点样子而在今天早应该拆掉的小楼房。两条大江只有一座桥、一条索道。恰好有一次我在朝天门，看到索道车箱刚走到江心，电动机发生了问题，停在那里了，停了还不是静静的，还有风，把岸上的人吓坏了，把里面的人吓死了。人们往来主要靠轮渡。曾几何时，现在两条江上已经建成了37座桥，还有5座正在建设。这不是天壤之别吗？当然，摆在重庆人面前的路还很长，还没有达到全面小康，还不能说重庆已经接近现代化。但是我想，从古代巴渝文化到抗战文化，再到今天，有着十年光辉的重庆人还可以在未来再造十年的辉煌，一直辉煌下去。 

　　重庆的现实证明了以下几点：第一，施政者真正以民为本，以国为重，事业就可以快速地前进；第二，社会上只要是团结和谐的，稳定务实的，我们就可以再加快一点速度；第三，时时居安思危，与时俱进，永不停步，我们就可以永远发展下去。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事情说明中华文化在社会上、在执政者身上的体现。重庆刚刚接到中央的一个命令：把重庆列为全国唯一直辖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中央会有一些优惠、鼓励的政策予以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向城镇化。这次直辖市十周年的庆典活动，他们节约了又节约，简化了又简化，把省出来的钱用来改善民生。就在举行庆典的时候，政府又一次提高了待业人员的补助金、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解决了企业退休人员和国家公务机关退休人员待遇不一的问题，又给在职人员适当地提高了一点工资待遇，等等。

　　十周年庆典前，由民意调研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研：你对市政府施政满意不满意？得到的结果是：934%的市民表示满意。我想这恐怕是老百姓对这十年来重庆发展的最好评价。也是在十年庆典前夕，最近的一座大桥——横跨江上1 400米——建成通车。这座桥大大缩短了许多上下班人员以及家庭主妇出门买菜所走的路途。那天下着大雨，通车嘛，简短的剪彩仪式后按惯例就是汽车慢慢地、浩浩荡荡地开过大桥。没有想到，这一次汽车靠后，居然有一万多市民自发地打着雨伞，从桥这头走到桥那头。桥对于重庆人已经不是稀罕之物，37座了，而唯有这座桥，因为是直接解决民生问题的，老百姓祖祖辈辈爬山越岭去上班、买菜，现在改为通畅大桥了，就要第一天走一走。中国大陆人有一个习惯，自己有什么问题，就要到市政府、区政府门前去投诉，叫上访，各地都有。在别的国家遇到这种情况，也就给主管部门打电话、写信，或者在社区里就解决了，我们这里动不动找政府，这也是要改变的观念。按照常理，十年大庆了，中央要来很多人，这时候的投诉常常是最多的。奇怪的是，在十年大庆之前到十年大庆期间，到各部门上访的几乎绝迹。市民说，十年大庆是咱们重庆的大事，相比我这种小事情，市领导、局领导忙得很，别在这时候给他添麻烦。我想这几件小事，如果不是以民为本，不是以国为重，不是社会上和谐团结，恐怕做不到。

　　我在这里说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百姓，一方面是我们的各级政府。这种情况和抗战似乎无关，但是用文化学的眼光透视，我感觉这就是抗战时期文化精神在今天的显现。因而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结合，不是那么虚无缥缈、深不可测的，它就渗透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就在日常起居中。这样看来，我建议将中华文化多元化问题、巴渝文化问题以及抗战文化问题作为本届研讨会的议题，三者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中华文化既博大精深，又力大无穷，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在海峡两岸中华文化都在和异质文化搏击。到底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如何结合，就这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研讨。但是有一点恐怕不能否认，就是我们在农耕社会所成长起来，经历代哲人和人民用实践锤炼、不断升华的文化的主流，是不能切断的，也是切不断的。很多学者谈到的祖国台湾的现状，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海峡两岸之间的纽带，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还有可能涉及军事的，在所有的纽带中，最粗大、最坚实、最永恒、最不会发生冲突的，就是文化。这根纽带联系着心与心，不是联系着物与物、钱与钱。在我们文化的内部都在进行着的一些搏击，究其实质，是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与之违背的文化包括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运动以后所形成的、不适于我们的那些理念的搏击。我们还是应该记住中华文化巨大生命力的来源，承继自己的，多元包容其他的，传播古与今、新与旧相融合的文化。随着把我们文化之门的开放，不断吸纳新的营养，吐出不适用的表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理想与现实的问题。 

　　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世界，说它是乌托邦也好，说它是一个无休止追求的目标也好，反正它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未来。个人的修养，则追求一个“圣”字。孔子被后人尊为圣人，他如果活着，会推掉这个帽子，因为他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那就是说“仁”与“圣”是孔子一生追求不止的远景目标。大同世界是中华文化中最根本的理念、至善的目标，这是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发展文化、不断丰富我们的精神、不断修炼自己、不断完善社会的最重要的动力。我非常同意仁和先生所说的，现在全世界纷纷地想了解中华文化，中国政府也采取措施，让文化走出去。但是，总体情况是我们自身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除了我们文化中还有些问题需要研究外，也包括如何送给国际上的朋友，送什么，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做好准备。因而，目前最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当自强。我还想再重复一次过去说过的话：当前，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贡献的，是劳动力；下一步贡献的应该是才智，包括技术，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是已经起步；最后，我们奉献的应该是中国人的智慧，就是如何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今天与明天的思想。欧洲中心论横行已久，照这一条单一的路走下去，世界将面对灾难，人类将毁灭。因此，理应有另外一种文化与其互补、互融、共长。遍观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宝贵的，但是真正能作出这种贡献的，能与西方的强势文化互补的，唯有中华文化。这是我们这代学人、下代学人共同的历史使命，我愿意以我古稀之年，和在座的学长、朋友以及学生辈，共同努力。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也希望我的这个理念，我的学生能继承。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无须再说台湾学者、大陆学者，统统就是中国的学者。我会告诉我的学生，到那个时候，“家祭勿忘告乃‘师’”。 

　　这就是我的感言，奉献给大家。仓促的话是真心的话，仓促的话是漏洞百出的话，还望各位师友多多指教。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