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军：历史传统理想信念——读冯友兰的《南渡记》

　　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过不少关系到自身存亡发展的重大事变，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即是其一。“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走上了全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磨励了中国人民的心志，催生了中国绚丽多姿的抗战文化，冯友兰在抗战期间的学术成就即是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冯友兰写成了由《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构成的“贞元六书”，形成了一个哲学系统。这个系统以纯理论的形式“讲理”“论事”“原人”，力图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救国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除了“贞元六书”之外，冯友兰还写成了大量的时论性著作，这些著作后来也被辑为一书，名之谓《南渡记》。《南渡记》中所收入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冯友兰在抗战期间的学术活动，体现了其自身的价值。本文记下一些重读《南渡记》的感受与体会。 

　　历史与传统  

　　《南渡记》是抗战胜利以后，冯友兰随清华大学迁返北平以后编定的，时间为1946年。当年冯友兰编定《南渡记》，曾计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因内战爆发，《南渡记》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南渡记》曾作为内部资料印行，以供人们批判，其时在1959年。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南渡记》才纳入《冯友兰全集》正式印行。《南渡记》正式出版时，内容稍有调整，全书除《自序》外，包括上下两编和附录，共收入冯氏论著40多篇。冯氏当年编定此书，除了纪念自己的“南渡”生活，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南渡记》，让人们了解伟大的抗日战争，了解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的经历与体验。他在《自序》中曾论及编定《南渡记》的这种追求： 

　　《南渡记》者，余自“九一八”以来所作短篇论文之选集也。文多发表于战时之大后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见，故为此集，备观览焉。集而名曰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谓前无古人也已。 

　　冯友兰的“南渡”生活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开始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冯友兰随清华师生南迁至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其后不久，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不久即赶赴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的所在地蒙自任教，后又以文学院长的身份主持文学院的日常工作。在“南渡”期间，冯友兰除了以坚持在西南联大任教这样的方式参与抗战之外，另一抗战的方式是以自己的学术活动为抗战服务。在这样的学术活动中，他写成“贞元六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到重庆、成都等地作学术讲演，以自己的哲学，唤醒人们的民族文化责任意识，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同时，他也十分关注抗战期间国民的具体思想问题，并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为人们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南渡记》收入的不少文章，即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追求写成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急需唤醒全中国人民统一的民族意识，坚定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这种现实需要，使得关于民族、历史、传统之类的问题，成为冯友兰在“南渡”生活期间极为关注的问题。在冯友兰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不仅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而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数千年的生存繁衍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历史和文化传统，引导中华儿女沿袭相同的生活方式，坚守共同的价值理念，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可以说，历史与传统，构成了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侵华战争之后，历史和传统应当构成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强大精神武器和思想纽带。 

　　但是，抗战期间人们对于民族、历史、传统之类的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民国以来，人们关于中国民族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认识就存在歧见。一些历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人们根据中国人皆为炎黄子孙的观念而形成的民族一元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以中国人皆炎黄之后为据的中国民族一元论，背离了历史和事实。这些历史学家，不但批判中国民族一元的传统观念，而且主张杜绝和废止这种传统的观念。后来这些历史学家又发现外国人常常以中国民族多元为由，离间自己民族的团结，损害自己民族的利益，危及自己民族的存亡，“遂又以为中国民族是多元底之说，又应该杜绝废止”②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页。，对自己的学术观念产生了动摇。针对文化学术领域的这种思想状况，冯友兰曾专门撰文，论释历史与传统的问题，解析人们理解中国民族多元还是一元问题时的思想片面。 

　　冯友兰认为，探讨中国民族多元还是一元的问题，必须坚持两个思想原则：一是尊重历史，二是坚持传统。在区别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了解二者的功用，理解历史与传统的作用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在冯友兰看来，对于中国民族多元还是一元的理解，本来就可以两个视角立论，这就是既可以依据历史，也可依据传统，但传统的观念与历史的事实并不一定统一。因为，有些传统的观念，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将传统作为历史，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能以历史来否定传统。因为，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具有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和作用并不是历史所能代替的。否定传统，实即是忽视传统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作用。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述即是：“传统虽不合乎历史，而其本身亦是历史。它本身是历史，它即有历史上底事实所有底地位与功用。如其不合乎历史，我们可以指出它是不合历史，但我们却不能因此不承认其历史上底地位与功用。”②因此，要解决中国民族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歧见，首先应肯定历史与传统的差别，探求中国的民族多元论和一元论的成因。如果承认历史与传统的差别，探讨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即可以发现，人们“说中国的民族是多元底，是依照历史”。因为中国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本来即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必须肯定和尊重。而人们“说中国的民族是一元底，是依照传统”。对于这种传统的观念也不宜轻率地否定。因为，民族一元的传统观念表明了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有其存在的理由：“中国民族是多元底，是历史上原始底事实。虽有此事实，而我们数千年来，对于精神团结，却有很大底努力。这个努力，表现为上述底传统。此传统虽与历史不合，但其本身亦是很古底历史。这个传统的很古底历史，表示我们内部数千年底精神底团结。”②③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374、374、374页。 

　　传统体现了我们民族“内部数千年底精神底团结”，当然不容否定。在抗战时期，继续民族“内部数千年底精神底团结”，将增进人们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从传统的角度，肯定“中国人都是炎黄之后”，肯定中华民族一元，将在战争中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因此，冯友兰主张对于传统的肯定，不一定要以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判断。他曾肯定抗战期间人们对汪精卫卖国行为的声讨，认为湖南各界的通电中“敢痛哭上告炎黄在天之灵”的说法“很有精神底力量”，但他并不赞同仅以历史的事实判断人们的炎黄观念：“炎黄是中国民族数千年来精神团结的理想的象征。‘痛哭上告炎黄在天之灵’一句的精神力量，来源在此，历史底判断，在此是用不着的。”②传统的成立，不能专依历史的判断。但历史同样是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条件。一个民族的联续，既要依靠共同的生活环境，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也要依靠共同的历史与传统。冯友兰曾说：“一个人有其物质上底联续，亦有其精神上底联续。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人若只有物质上底联续，而无精神上底联续，这个人虽是人而实无异于一般动物。一个民族，若是如此，亦即是野蛮民族。一个民族的精神上联续，大半靠历史与传统。传统虽可与历史不合，但可以与历史各行其是，并行不悖。”③ 传统的观念，虽然不一定合于历史的实际，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联续的作用。历史的事实不能判断传统观念能否成立，但历史同样对于民族具有精神的联续作用。换言之，传统与历史各以自己的功用维系民族的团结，促进民族的发展，同为影响一个民族精神联续的重要条件。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从来不曾中断自身发展的历史。我们的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文明的民族，除了其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具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冯友兰这样理解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不无合理之处。当年，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曾激励中国人们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冯友兰一类学者亲历“南渡”而又能重返中原；今天，民族的历史与传统，鼓舞中国人民继续民族复兴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回顾艰难的抗战生活，展望现代化建设的远大前景，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冯友兰在抗战期间论释民族历史与传统的良苦用心，体会到冯友兰这一辈知识分子对抗战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会倍加珍惜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因为，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将会继续激励我们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身，开拓民族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