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跨出“五四”我们需要超越的精神

　　一 

　　当下世界和中国的变化“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在这里，伴随着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深刻变动，思想或价值的变动也异常深刻。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弱者”形象，逐渐成为强者中的一员。新的秩序目前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里中国内部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的两个进程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现的阶段：首先，中国的告别贫困，以高速的成长“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的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经能够和全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中国的“脱第三世界化”也日见明显。这两个进程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 

　　在这里，新的全球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的影响在加大。这种意识形态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是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消费主义是这种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低端”方面。由于它特别具体易感，特别具有具体而微的操作性，而容易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普遍价值。消费变成了人们生活的理由，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获得某种自我想象。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乃是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想象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在中国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相当具有支配力的话语。在“高端”上，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依靠消费主义，而是凸显了一种“帝国”式的绝对正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90年代中叶到90年代末的科索沃及前南斯拉夫战争，直到“9·11”之后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目前的集中表现乃是全球反恐，这里绝对正义和恐怖之间的冲突，正义的无限性与永恒性和所谓“自然权力”的话语都标志着确立了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道义上的绝对合法性。全球资本主义在此找到了自己道德上的正当性。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完全确立。在这样的话语变动中，中国一般公众对于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已经有某种认同。“低端”的全球价值的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而在“高端”，全球话语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到许多文化踪迹。如张艺谋的《英雄》这样的电影和电视里流行的帝王戏等等都凸显了在中国由“弱者”向“强者”转化的复杂的想象。电影《英雄》似乎是“新世纪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其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弱者”反抗“强者”的意识的颠倒和高度唯美的表现引发的争论和市场效应似乎也喻示了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有关这部电影的讨论可参看张颐武：《〈英雄〉：新世纪的隐喻》，载《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而文化思想界对此似乎仍然反应迟缓，提不出新的思路来阐释和探究中国的新的历史形象和全球定位。我们似乎仍然仅仅依赖五四先驱者的思想资源，仍然是对于五四先驱者的思想“照着讲”将这些思想视为不可反思的。我们失掉了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接着讲”的愿望和能力，也就无法对于新世纪的巨大全球文化转变提出新的看法。但“照着讲”，却根本无力对于“新世纪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文化创新，我们也就对于这个世界失掉了自己的理解，无法提出新的文化观念和主张。只有“接着讲”，在继承的同时超越五四文化的局限，才可能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可惜我们仍然执著于“现代性”的许多命题，执著于现代的“左”“右”的争议。这造成了我们思想的困乏，使得我们提不出具有全球意义的新的思考。我们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已经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新的可能性，却还没有能力在文化的高端处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已经显示得越来越清晰的同时，它的局限和某种“弱者”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无法用来阐释今天的世界与中国。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困局有待破解。 

　　首先，五四文化是在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和传统文化瓦解的时刻出现的，现代的中国一直处在突破原有秩序的冲动中。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屈辱的历史记忆和“弱者”的形象使得突破原有的世界秩序变成了现代中国的宏伟叙事的核心。一面突破传统，一面反抗世界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压迫者成为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弱者”反抗的天然合理性，“造反有理”的历史冲动成为现代中国的核心历史观。“天下大乱，乱了敌人”的想象也曾经一度是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中国在世界中被压迫和失败的屈辱形象，使得中国的历史冲动和一种“弱者”的道义形象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弱者自身的愚昧和麻木也通过中国“现代性”中具有主导性的“国民性”话语进行了充分的反思。现代中国的“弱者”一面拥有受欺凌的痛苦，另一面，弱者的自我弱点和缺陷也由于不适应“现代性”而暴露得格外清晰。中国“现代性”文化中始终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具有弱者的自我认同的文化。我们认同于弱者，也希望改变弱者的命运，使中国和它的人民成为强者。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对于“弱者”的最为深入的表现。他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话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基本的创作动因。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正是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反思，它追问了弱者本身的弱点，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提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而鲁迅的另外一篇名作《一件小事》则是弱者的道德崇高性的表征。弱者在崇高和愚昧之间的双重性一直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主题，只是我们在不同的文化时期有所侧重而已。在“五四”时代，我们往往强调对于弱者愚昧的“怒其不争”的一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则更强调“哀其不幸”。但无论如何，弱者反抗的正义性乃是天经地义的。屈辱和失败是和强者的权力与权谋相联系的。“弱者”被压迫的屈辱命运，乃是强者的横行和诡诈所造成的。于是，中国现代历史对于道德形象的关切也是文化的中心。“弱者”的道德光辉和“强者”的道德的不合法性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中国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这构成了我们的百年悲情。这些思想和文化想象已经和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格局有了巨大的反差。用五四的思路已经无法揭示今天“脱贫困化”和“脱第三世界化”的中国社会了。 

　　其次，五四文化在普遍性／特殊性这一问题上对于现代西方文化的过度简单的判断，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的思想家都被来自西方的思维模式限定了。在这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直是有关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首要问题，也是直到今天仍然缠绕中国文化的大问题。正像酒井直树所指出的：“与所有其他地理特殊性有关的名称不同，西方还意味着它拒绝将自己的疆界加以限定：它自称能够长期保持超越所有这些特殊性的冲动，若是不能超越这一冲动本身的话。这就是说，西方永远不满足于他者所认识的西方；它总是在它与他者的交往中寻找自己；它永远不会满足于被认识，相反，它却宁可去认识他者；它宁愿做认识的提供者而不做认识的接受者。要言之，西方必须代表普遍性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下，所有的特殊性被扬弃。诚然，西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性，但是它却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参照系数，按照此参照系数，所有他者能够识别出自己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西方以为自己是无所不在的。”［日］酒井直树：《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见《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如何超越这种普遍性的控制，超越用“特殊性”反抗“普遍性”的局限，寻找超越的可能，而不是仅仅确认和论证东方的特殊性正是我们超越现代性的关键问题，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困扰我们的严重问题。现代中国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困局导致了我们的两种态度。一是“俯视”的目光，将我们的愤怒转化为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我们的愤怒转化为抗争；于是，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不显示了一种强烈的愤怒和抗争的决心，也显示了用“俯视”的视角观察世界的状态。二是“仰视”的目光，我们将对于西方的模仿和钦羡转化为对它的仰视而失掉了自我。于是，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有关“全盘西化”的见解的宣传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蔚蓝色文明”的倡导都是这种仰视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就一直卡在这个俯视/仰视的状态之间。我们总是在过度的自我意识和过度的失掉自我之间摇摆。而这两种态度其实都难免是必须依靠他人来确认自己。同时，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绝对的整体，每一个人都好像承担了民族的痛苦和希望，每一件事都关系民族的生存。我们忘掉了自己，忽视了每一个“我”的感受。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百年沧桑其实都被自己的这种“处境”所锁定在这样的“宏大的叙事”之中。从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战斗到众志成城地初步实现工业化，中国人用集体的力量改变中国，谱写了最为庄严的现代史诗。我们可能非常弱小，但我们面对命运的不屈不挠足以感动世界，也为今天的中国打下了基础。但我们的悲哀在于我们仍然卡在这个俯视和仰视世界的怪圈之中，也卡在那个对于个人的轻视的困境之中。我们似乎仍然卡在这个普遍性／特殊性的纠结之中，被它所控制。 

　　在这里，中国20世纪40年代思想的意义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这一时代思想的意义也还没有从另外的角度加以充分认识。抗日战争一方面凸显了五四以来“现代性”努力的某种转折，中国“现代化”受到了民族存亡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它既显示了中国的积弱和在世界上的弱者地位，却又使得中国脱离了近现代在列强共同压迫下的屈辱地位，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进入了世界秩序的主流，和“强者”建立了历史性的同盟，初次建立了一个大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民族危机压抑了内部意识形态冲突的尖锐性，抗战时期也是各种文化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许多人都将这场战争看成是中国由民族屈辱的“弱者”转向“强者”的历史临界点。人们试图在战争的环境下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现代中国的多重传统在这时也展现得相当丰富。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李长之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思考，林同济、雷海宗等人有关“战国时代”和“力”的论述以及贺麟对于“知”“行”关系的思想等等，都重新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力图从不同的方向上超越“五四”，在中西文化的交错之中建立“中华性”的主体，尝试建构新的来自本土的知识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并寻找新的路向，其含义都异常丰富。在当时的日本也出现了“京都学派”试图探索“近代的超克”，也就是超越“现代性”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被法西斯所利用，变成了侵略战争的辩护者。但中国在抗战中出现的这种话语则明显与之不同，它是在抗战中中国显示的不畏牺牲的“强者”风范的展现。这些学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超出学院的界限，提供了新的思想，试图在西方的普遍性话语和中国的特殊性之间找到一个超越的可能，接触了超越“现代性”的命题。这些思想后来都在急剧的历史转变中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也存在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思考的丰富性和开启的可能性仍然值得今天体认。 

　　二 

　　这里可以以冯友兰的思想和李长之的思想作为例子。这两位思想家视野开阔，能够提出时代的关键问题，而且能够在历史的临界点上对于全球文化中的中国提出敏锐的见解，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发现“中华性”和中国走向新路的可能性，其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寻求一种“新世纪”的超越的精神具有巨大的价值。他们的思路正好是通过超越普遍性／特殊性的二元对立，来超越中国的“弱者”的想象。提供一种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来自中国的“强者”的经验。 

　　冯友兰的《新理学》历来被视为纯哲学的重要著作，但《贞元六书》其实是包含巨大文化关怀的整体，这六部著作是“贞元之际所著书”，冯友兰晚年陈述当年著书的宗旨时指出：“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够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236页。在这样的历史信念中，他的《新事论》对于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是直到今天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具超越性的著作。这部副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的著作，其中心内容是和所谓“民初人”及“清末人”的对话，也就是试图在和五四时代思想及晚清时代思想的持续的对话中寻求超越之路。他将“民初”和“清末”视为两种不同的中国“现代性”的模式加以审视和反思，从而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路。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