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前宽：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文化精神和现实意义

　　谢谢主席的邀请。参加“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作为电影界的一名老兵，我打算从电影的角度谈谈对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文化精神和现实意义的一点思考。 

　　深入理解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主流文化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而且对当今中国电影发展的价值取向也很有现实意义。 

　　一、爱国主义是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主导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抗日救亡成为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和根本目标。抗战时期，中国的文艺界一致主张不分新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应该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用文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在抗日烽火中，中国电影以特有的方式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创造出大量激励中国人民奋勇抗日，夺取民族解放的优秀作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电影人积极投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1933年3月，由夏衍、阿英、司徒慧敏、王尘无、石凌鹤5人组成电影小组，贯彻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方针，指导电影创作。《春蚕》《狂流》《大路》《狼山喋血记》《神女》《桃李劫》《马路天使》等一批与时代同步的影片先后问世，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画卷,至今这些影片依然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作品。 

　　在民族危亡之秋，爱国主义是最响亮的声音。“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的电影，广泛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生活，表现了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民心士气，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协会中既有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电影工作者，又有蔡楚生、洪深、袁牧之、沈西苓、史东山、应云卫、孙瑜、赵丹等上海电影界的精英，也有罗明佑、邵醉翁等电影界的经营巨子，还有多位当时国民党政府中的文化要员。电影界抗敌协会发表宣言：“我们得坚强地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我们要将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电影界形成“全民抗战”之势，为中华民族抗战保国呐喊。 

　　上海电影工作者在“七七事变”后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反映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保卫卢沟桥》。“八一三”之后，上海的大批电影工作者云集武汉，从1938年1月至10月武汉陷落，在当时最重要的电影拍摄基地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第一部抗战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和讴歌英勇抗战的《热血忠魂》以及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八百壮士》等故事片和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曲片。中国电影制片厂迁移到重庆后，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拍摄了一大批宣传抗日的影片：正面描写长沙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进行曲》，反映军民合作、团结抗战的《好丈夫》，有日本战俘参加演出自身经历的《东亚之光》，描写叛逆分子觉醒的《火的洗礼》，以抗敌宣传队工作为题材的《青年中国》，暴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滔天罪行的《日本间谍》，记录少数民族支援抗战的纪录片《民族万岁》和少数民族同胞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中央电影制片厂还完成了《孤城煤血》《中华儿女》《长空万里》三部抗战影片。 

　　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迁往西安，后又迁往成都，拍摄了《风雪太行山》和《华北是我们的》两部抗战纪录片，以及一部正面描写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未完成的故事片《老百姓万岁》。在《风雪太行山》影片中配有冼星海谱曲的极为流行的歌曲《在太行山上》。那是一曲激昂的战歌，一直演唱至今。 

　　留守“孤岛”上海的一部分电影人，完成了借古喻今的歌颂民族精神的爱国历史片《木兰从军》和《孔夫子》。 

　　中国电影不仅是“大后方电影”，而且也记录了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这些抗战新闻纪录片是见证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珍贵文献。譬如，明星公司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公司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公司的《上海浩劫记》。一些中小公司也纷纷拍摄出抗战题材的新闻纪录片，如《上海抗敌血战史》《十九路军光荣史》《淞沪血》《热河血战史》《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榆关大血战》《长城血战史》《绥蒙前线》以及反映傅作义军队在1937年进行抗战活动的《绥远前线新闻》等。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电影机构拍摄了近百部反映抗战的爱国主义影片，如蔡楚生导演的表现上海租界里的一群爱国者，在一个舞女的帮助下暗杀汉奸的国语片《孤岛天堂》《最后关头》《前进曲》等。第一部抗战新闻纪录片是1937年大观影片公司拍摄的《广州抗战记》。193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建立踞点，成立了大地影业公司，左翼电影工作者蔡楚生、司徒慧敏、钱筱璋等参加了大地的工作。司徒慧敏编导、钱筱璋剪接的《保卫四邑》记录了广东省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迹。 

　　在抗日根据地也有一支艰苦奋斗的电影队伍。1938年3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延安成立了抗战电影社。1938年秋，袁牧之、吴印咸带着从香港购买的电影器材和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来到延安；９月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拍摄了气势恢弘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大量影片。电影团还陆续拍摄了《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等新闻纪录片。1942年，延安电影团开始拍摄另一部长篇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反映了八路军120师359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1943年，这部影片上映时受到广泛欢迎，毛泽东还专门为影片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这些影片真实记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生活。 

　　回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场全民战争，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爱国一家”的精神，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制胜外寇的传家宝。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历史证明，没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武装在敌后战场牵制和打击日军，国民党军所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反之，没有正面战场国民政府部队与日军的多次大规模作战，牵制众多敌军，则敌后战场受到的打击和摧残将更严重。历史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和评价国共双方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忽视、贬低甚至否定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不客观的。换句话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共同赢得的胜利，缺少哪一方都是不完整的。 

　　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激励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艺术家。当代中国电影，譬如《血战台儿庄》，就表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丰功伟业。我拍摄的《七七事变》讴歌了国民党二十九军将士“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抗战守土，乃我天职”的民族豪情，形象地再现了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宋哲元将军和张自忠将军抗日爱国、誓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影片《昆仑关大战》所表现的国民党陆军中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之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民族英雄、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 

　　今天，重温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一致对外的历史，重温“爱国一家”的精神，对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很有现实意义。我回想起廖承志公开信中的铿锵感人的话语：“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想到蒋经国先生批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打破海峡两岸38年隔绝状态的震撼之举，也想到连战主席和胡锦涛主席的历史性握手。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是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百姓的恒愿。弘扬爱国主义，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是我们民族的使命。 

　　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影片《七七事变》在香港举行规模盛大的首映式，我曾与一位“美国之音”记者发生一段有趣的对话。他说：“您和太太拍的《开国大典》是共产党打国民党的电影，今天，你却拿着国民党打日本人的影片《七七事变》到香港来搞首映，您如何解释自己的创作追求呀？”我说：“我是中国导演，我的创作追求是把镜头对准我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我们的历史中就有共产党打国民党的历史，也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历史，还有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我们民族有一个习惯：哥儿俩有时候吵架，当外寇来犯时会共同对外，兄弟之间再吵也是一家人。抗日是民族战争，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领就有一百五十人之多，我们民族还有敬重民族英雄的美德；对于这些英雄，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北京的街道至今还以这些英雄的国民党将军英名命名——“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前，不以党派取英名，重在民族大义，所以，面对历史我当然要去歌颂这些民族英雄，这就是我的创作追求。你要了解这些英雄吗？请看《七七事变》吧。我的回答你满意吗？” 

　　这位美国记者连连点头道：“满意，满意。”接着，他又问：“请问李导演，下面您准备拍什么片子？”我说：“正如您所说，我的影片打了国民党，也打了日本鬼子，下面我准备打美国鬼子。”这时全场哗然。我进一步说：“我和太太正筹备拍《抗美援朝战争》，那不是打美国鬼子吗？那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呀，是吗？”那位美国记者又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第二天，香港各大报刊都以大字标题报道：李前宽导演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打完了日本鬼子，就打美国鬼子”，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来信和报道称这是扬我中华之豪气，壮我中华之威风。 

　　民族大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和道德责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电影的主导精神。中国电影人在创作实践中始终传承着一条长长的红线，这就是蕴涵着对民族、对国家的爱国情结，以现实主义的创作风骨，把镜头对准民族命运这一宏大主题。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完美体现。我们这一代电影工作者，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发扬光大这种爱国主义的理想与抱负。 

　　二、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蕴涵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抗战时期电影饱含忧患意识，警醒民众，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奏响了呼唤全民抗战的号角。1935年的影片《风云儿女》，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传达了中华民族的心声，就激发了民族之魂的呐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千百年来，我们这个崇尚和为贵的民族，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在敌人屠刀压在我们脖子上的时候，才会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睡狮一旦成醒狮，那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东方巨人，这是何等真实的中华民族形象的写照。 

　　《春蚕》《狂流》《大路》《狼山喋血记》《神女》《桃李劫》《马路天使》这类经典电影，对中国社会的揭示均充满了忧患意识。譬如，《桃李劫》是表现男女主人公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失意、反抗、挣扎，但最终被吞噬的悲剧。影片的忧患意识充分而强烈。这部影片的导演应云卫先生为纪念“九一八”创作的《怒吼吧！中国》，也是一部典型的忧患意识之作。 

　　内忧外患的时代，需要忧患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中华民族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忧患意识的思想。譬如，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屈原的《离骚》写到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鲁迅对“国民性”的忧虑与思考；郭沫若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警策。 

　　在新中国成立时，是党外的民主人士提出，把充满忧患意识的《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说：这是因为这首歌教人们“居安思危”。这首当年的电影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传唱至今依然是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战歌。历史是在传承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忧患意识中走过来的。 

　　我和肖桂云共同导演的影片《开国大典》，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着力体现忧患意识的思想内涵。影片全景式描绘了现代中国革命历程之艰辛，胜利来之不易的主题，艺术地表现了“得民心、顺民意者得天下”的哲理含义。 

　　影片在表现开国大典前夜的毛泽东时，并非处理成他如何高兴，而是表现胜利后的沉重。他想到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告诫儿子毛岸英，共和国的政府要提倡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增强忧患意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是与科学发展、共建和谐、廉政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带来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对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在2007年的“两会”上，胡锦涛再次告诫与会代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要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他把增强忧患意识与我们的民族创建新胜利连在一起。 

　　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提倡忧患意识，警钟常鸣，才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