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琦：重庆大后方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一、重庆大后方抗战文化中心形成的原因 

　　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重庆与北京、上海一样，都有过文化辉煌时期。北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上海为“左翼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重庆为“大后方抗战文化”的中心。但是，与北京、上海比较，重庆大后方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重庆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首先得益于重庆城市地位的变化。抗战前，重庆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工商业城市，是川江航运的物资集散地，在西南地区经济地位较为突出，但文化发展则相对落后。然而，是抗战改变了重庆的历史命运，使重庆从一个偏居于西南一隅的地域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1937年10月，随着北平（今北京）、天津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达重庆。与此同时，南京的军政机关也开始向重庆等地转移。1939年5月5日，为了体现重庆的政治地位，国民政府将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家机关的内迁，大量的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和大批的文化人也来到重庆。所以，城市地位的变化，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形成，奠定了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地位。 

　　其次，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是重庆抗战文化中心形成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任政治部主任，邀请周恩来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第三厅，专事文化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同时，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并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这一公开合法的名义开展工作。由于周恩来的特殊身份，实际上，第三厅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而这一因素正是重庆能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桂林、昆明、成都等城市也集聚了不少西迁的文化机构和文化人，抗战文化运动在这些地方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在重庆，由于有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机构西迁入渝后迅速掀起抗战文化热潮，使重庆抗战文化发展迅猛，将大后方抗战文化推向高峰，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其间，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宣传抗战、服务抗战和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南方局通过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抗敌文协、中苏文协等合法组织，团结文化界最广大的人士，深入开展文化运动和广泛的抗日民主运动，引导和支持学术理论界开展学术研究，从而促成重庆抗战文化运动高潮迭起、空前繁荣，使重庆抗战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大量人口迁移重庆，大批文化人入驻重庆，各种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带来了重庆文化的空前繁荣，这是促成重庆文化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 

　　抗战时期，重庆人口剧增。1937年约47万人，1938年底即达到60万人，1941年突破70万人，1943年接近90万人，到1945年初已达到102万人。8年间，重庆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外地迁渝人口占重庆人口的一半以上。根据1937年底重庆市警察局户口籍贯统计，当时重庆人口籍贯涉及全国25省，在47万总人口中，重庆本籍以外的人口约24万。再以1939年10月重庆市政府职员籍贯统计为例，四川省籍人员约占40%，其余60%的人员涉及近20个外省。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统计月刊》第1卷第1期，转引自薛新力主编：《重庆文化史（远古—1949年）》，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62页。由此可见，抗战时期重庆新增人口来自天南海北。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是文化的综合载体，抗战时期重庆人口的猛增直接带来了两个结果。 

　　一是不同地域的人所携带的不同的文化元素相互碰撞、交融，使重庆文化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以戏剧为例，抗战前，重庆的舞台上基本上为川剧，虽然也偶有京剧演出，但大都是外地班子（社）的演出，而且来去匆匆。到抗战时期，著名京剧班社厉家班厉家班，20世纪30年代初由厉彦芝创于上海。厉氏五兄妹，即厉慧良、厉慧森、厉慧斌、厉慧兰和厉慧敏号称“厉家五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厉彦芝携带班社百余人从武汉入川，辗转于大西南，1944年来到重庆。等专业班社迁来重庆定居演出，使重庆京剧舞台空前活跃。此外，像昆曲、汉剧、楚剧、评剧、越剧及一些北方曲艺也开始出现在重庆的戏剧舞台上。这些外来剧种不仅使重庆戏曲舞台异彩纷呈，而且在相互交流、借鉴中使重庆的川剧在剧目、声腔、表演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呈现了新的面貌。再如饮食文化，抗战时期重庆的饮食文化空前发达，各地名店大批迁来重庆，“重庆菜馆之多，几于五步一阁”，“下江馆如雨后春笋”。所谓“下江馆”，是对除川菜之外的各地菜馆的通称。当时，重庆饮食兼收并蓄，广纳各地风味。省外的有江浙味、广东味、湖北味、湖南味，省内的有成都味、泸州味、乐山味、内江味等。著名的菜馆如粤菜冠生园、大三元，江浙菜有状元楼，北方风味有燕市酒家，此外还有苏州的松鹤楼、宁波的四明宵夜等。据1943年统计，重庆城内有中西饮食店260家。其中，有川菜馆110家、外省菜馆53家，还有西餐、咖啡馆30多家，形成了中西菜、南北味并存的局面。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页。 

　　二是人口迁移使重庆人口素质空前提高，为重庆抗战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从职业看，1937年到1946年，自由职业者中，人口增加最多的职业是新闻记者、会计师、教师等。公务人员1937年占总人口的192%，1949年则上升到768%。隗瀛涛著：《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公务人员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以1939年重庆市政府职员学历统计为例，在全部职员中，绝大多数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其中受过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的占了近四分之一。从整个重庆人口的文化程度看，1945年重庆人口中大学毕业和肄业的占17%，小学毕业和肄业的占34%。重庆市政府编：《重庆要览》（1945年），第18页。无疑，这种较高的人口素质与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相适应的。 

　　总之，国府迁渝、国共合作、人口迁移这三个重要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决定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的发展面貌。它们不仅促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而且使重庆文化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