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商王武丁伐巴方

　　商王武丁伐巴方一事，乃为研究商史及巴蜀文化之学者所周知；然而，迄今学者对甲骨文中巴字的释读及对商代巴方地望的所在等问题，似尚未形成一定的共识。笔者拟依据甲骨卜辞，构拟武丁伐巴一役之始末，再依据相关的资料，对巴字及巴方地望提出一些看法，向大家请教。 

　　一、武丁伐巴一役之始末 

　　商王武丁对巴方的用兵，依据甲骨卜辞之记录，大约为期两个月(有余)，可分决策、部署、作战、余绪四个阶段来叙述。 

　　（一）第一阶段：决策 

　　武丁于某年之五月辛卯，听取了大臣沚戛有关巴方之奏启，乃令贞人宾占卜是否比(乃“从”之意)沚戛的建议，对巴方用兵。武丁亲自观察卜兆之后曰吉，且断言应在己日出伐，若不出伐则不吉。前辛卯一日之庚寅，在同一块龟版上，贞人宾曾卜问武丁是否出兵攻打夷。因此，伐巴和伐夷这两件事应该是相关的。 

　　（1）庚寅卜，宾贞：今载王其步伐夷？ 

　　辛卯卜，宾贞：沚戛启巴，王惟之比？五月。 

　　王稽曰：吉，惟有呼；己其伐，其弗伐不吉。（《合集》6461）本龟版收入《甲骨文合集》，本文中简称《合集》，其后数字为甲骨的编号。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2年版。其释文见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本版辛卯卜辞中，“沚戛启巴”之启乃启奏之“启”，“王惟之比”的比，即《易经》比卦之“比”，字像二人一前一后行走，有相从或朋比之意涵。 

　　武丁在辛卯后三日甲午及其他时段，再三卜问此事是否受到神灵的保佑，并得到了吉卜；接着，武丁于甲午后二日丙申由贞人占卜，决定册命沚戛比从商王伐巴。 

　　(2)甲午卜，宾贞：沚戛启……王比伐巴，受有佑？（《合集》6471） 

　　(3)王勿惟沚戛比伐巴方，帝不我其授佑？二告。（《合集》6473） 

　　(4)丙申卜，贞：戛称册……呼比伐巴？（《合集》6468） 

　　第(4)则卜辞中之“称册”，乃卜辞习用语，有举起或宣读册命之义。“戛称册”当指沚戛在王庭双手奉册宣读武丁之册令。从庚寅卜伐夷为第一日算起，到丙申卜称册伐巴为第七日(以下计日以此为准)。 

　　（二）第二阶段：部署 

　　约从第八日起至第二十四日癸丑，卜辞记武丁伐巴的备战部署工作约有动员(登人)、备粮(取牛百、称穑)、调兵遣将(比沚戛伐巴，比奚伐巴，比鬼、比望乘伐下危，令师般、呼子画涉，令子涉)、王亲往战略要地“京”且在当地动员，等等，商王一再卜问伐巴和伐下危的主将是否受到神灵的保佑。 

　　(5)贞：我登人伐巴方？（《合集》6467） 

　　(6)贞：王比沚戛伐巴？ 

　　贞：王往出? 

　　贞：王惟夷征？（《合集》6475正反） 

　　(7)贞：王比戛伐巴，帝授佑？ 

　　翌乙巳侑祖乙？(乙巳为第十六日) 

　　王勿比鬼？（《合集》6474） 

　　(8)乙巳卜，争贞：巴其败？(乙巳为第十六日) 

　　贞：巴方不其败？二告。（《合集》8411） 

　　(9)丙午卜，宾贞：呼取牛百以？ 

　　王稽曰：吉，以，其至。(丙午为第十七日) 

　　贞：王比沚戛伐巴方？（《合集》93反） 

　　(10)癸丑卜，亘贞：王惟望乘比伐下危？小告。 

　　癸丑卜，亘贞：王比奚伐巴？(癸丑为第二十四日) 

　　贞：王勿往于京？ 

　　贞：王勿步于京？ 

　　其有令般？(般即师般，为武丁时代师级之重臣) 

　　呼子画涉？ 

　　勿令子涉，其？（《合集》6477） 

　　(11)贞：呼登在？贞：呼登在人？（《合集》8070） 

　　(12)勿称穑？(称穑或系点粮) 

　　癸丑卜，亘贞：王惟望乘比伐下危？(癸丑为第二十四日) 

　　癸丑卜，亘贞：王比奚伐巴？（《合集》811反） 

　　（三）第三阶段：作战 

　　在第二十八日丁巳，武丁卜先攻打方，第三十一日庚申卜举行宾礼(以祭祖或庆功)，第三十二日辛酉卜除了对巴方、下危用兵之外，再以夷、龙方为征伐的对象。在第四十二日辛未，武丁一方面卜是否派出其夫人妇好比侯告对夷作战，另一方面又卜问派遣夫人妇好比沚戛伐巴，于定点(妇好军所在之位置)预设伏兵(捍阱)，配合武丁率兵从东方迂回深入，掩至巴人侧翼，夹击巴军。武丁于当天还卜问了是否比“而伯龟”(即而地名龟的方国首领)，一并投入战场。隔天，即第四十三日壬申武丁决定命令妇好比沚戛伐巴，并卜“立中”(“中”为有杆之旗旌之象形；“立中”乃卜辞习用语)。在第五十三日壬午、五十四日癸未，武丁再卜令妇好伐夷。 

　　(13)乙卯卜，贞：王比望乘伐下危，受有佑？(乙卯为第二十六日) 

　　贞：王勿比沚戛伐巴？ 

　　丁巳卜，贞：王教众伐于方，受有佑？(丁巳为第二十八日) 

　　王惟出循？(循即巡视) 

　　庚申卜，贞：作宾？(庚申为第三十一日)（《合集》32） 

　　(14)辛酉卜，争贞：王比望乘伐下危？(辛酉为第三十二日) 

　　贞：王惟龙方伐？ 

　　贞：王惟沚戛比伐巴方？二告。 

　　贞：王勿惟夷征？二告。(《合集》6476） 

　　(15)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戛伐巴方，王自东伐，捍阱于妇好位？(辛未为第四十二日) 

　　贞：王令妇好比侯告伐夷？ 

　　贞：王惟而伯龟比伐方？(《合集》6480） 

　　(16)壬申卜，争贞：令妇好比沚戛伐巴方，受有佑？（《合集》6479） 

　　(17)壬申卜，贞：我立中？(壬申为第四十三日)（《合集》811） 

　　(18)壬午卜，宾贞：王惟妇好令征夷？(壬午为第五十三日) 

　　癸未卜，宾贞：王惟妇好……(癸未为第五十四日)（《合集》6459） 

　　第(15)则的字，在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简称《诂林》)中收为“罙”字，字码编号为2681~2682，即《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句中之“罙”，有深入之意涵。 

　　（四）第四阶段：余绪 

　　武丁对巴方作战的卜辞，在第五十三、五十四日卜令妇好伐夷之后，就不再看见；有关这场战役之实战结果，似未能确知。唯双方有可能达成了和平的协议，因为甲骨文中，有武丁为巴方的首领卜“御”祭于妣庚之辞。总之，巴方一役从五月辛卯决策到终战大约为时两个月(或有余)，但是武丁对下危的作战似未能终结。武丁在同年九月卜“归畋”，“令望乘先归”。他似于同年十一月再卜伐下危，并于翌年的二月对下危再出兵。 

　　(18)贞：御巴于妣□？（《合集》15114） 

　　(19)御巴于□庚？（《合集》15113） 

　　(20)……伐下危？ 

　　归畋？九月。（《合集》6521） 

　　(21)辛卯卜，争贞：勿令望乘先归？九月。 

　　壬辰卜，争贞：王惟沚戛比?(辛卯之次日为壬辰)（《合集》7488） 

　　(22)辛巳卜，宾贞：今载王比望乘伐下危，受有佑？十一月。（《合集》6413、6487） 

　　(23)辛丑卜，宾贞：令多尹比望乘伐下危，受有佑？二月。（《合集》6525） 

　　第(18)则卜辞“妣”后少一字，第(19)则“庚”前缺一字；两则卜辞对照，可知乃武丁在为“巴”这个人，向妣庚举行“御”祭。通常商王会为自己或己妇、己子向己之先父、母、祖、妣举行“御”祭，其句法为“御某(生者)于某(亡灵)”，即向该祖先祈求保佑(御)。若非巴方与武丁达成和平协议，武丁是不会请自己的祖先保佑巴方首领的。 

　　二、“巴”字之形义 

　　《诂林》收有“巴”字，编号为304。甲骨文中的“巴”字是唐兰于1939年作《天壤阁甲骨文存》的考释时，依据《说文解字》的“巴”字而认定的。学界从唐兰读“巴”的很多，但也有学者将字另读，如李孝定于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字集释》中，从郭沫若之说订为“儿”字。而1996年《诂林》一书的编者，在对“巴”字下按语时则说：释“巴”仅可备一说，今姑隶作“巴”，存以待考。 

　　《说文解字》中“巴”字的字形虽与甲骨文的“巴”字形近，但《说文解字》曰：“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即以蛇之象形说“巴”的字形，不仅与甲骨文“巴”字的象形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也不类甲骨文中“蛇”的象形字、“虫”或“它”。事实上，对照甲骨文中的“祝”字，便可看出“巴”字像一个跽或跪着的人，将手臂及手掌伸展在胸前。这在“祝”字可能是像用手有所礼拜；在“巴”字则像以手有所动作，特别是第二形手指旁有数点，乃在表示一种动态。将“巴”字定为“儿”字，则是忽略了手臂、手掌及点等部分所传达的意义。 

　　笔者以为，“巴”即“巴掌”的巴，且是“把”的本字。《说文解字》曰：“把，握也。”段注曰：“握者，搤持也，孟子注曰，拱合两手也。”其用例如《史记·殷本纪》之“汤自把钺以伐昆吾”，《九歌·东皇太一》之“盍将把兮琼芳”。又，“把”亦可作名词用。《礼记·曲礼上》曰：“左手承弣。”注曰：“弣，把中。”《释文》曰：“把，手执处也”，即射手握弓处，如把手或把柄之“把”。“把”的词义显然是从“巴”的象形得来；巴是本字，而手旁是一个后来叠加的义符，有强调动作的用意，且取代了甲骨文“巴”形旁的点。 

　　至于“巴”字用来作巴方之名，很可能是音假。学者指出，巴人后裔土家族语中，由“巴”这个音节组合的词类中，一类有大、首领之义(科巴、茨巴)，一类有公虎之义(利巴)，而这可联系到V3式巴族铜戈上的虎图像。参见钱玉趾：《巴族与蜀族文字考释》，见李绍明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08页。“巴”或即因此被假为方名、族名，或巴方首领之简称。唯学者或以为“巴”乃“鱼”之对音，或为巴人舞姿之象形，似亦可备一说。参见赵殿增编：《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42—644页。又，参见［日］成家彻郎撰，朱凤瀚译：《甲骨文中的巴与蜀》，载《巴蜀文化研究》第3辑(2006)，第138—139页。 

　　三、商代巴方的地望 

　　巴方或巴人早期活动之地望，学界或有汉水上游陕南地区、江汉平原、川东鄂西清江流域等说。参见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6期(2004)。现在仅就武丁伐巴一役所涉及之人与地，来考察商代巴方地望可能之所在。 

　　从上引(1)、(6)、(14)等同版卜辞来看，伐巴和伐夷应该是相联系的。特别是在(15)、(16)中可以看出，武丁第一天(辛未)卜妇好比沚戛伐巴，或比侯告伐夷，第二天(壬申)决定“令”妇好比沚戛伐巴；巴和夷必定邻近。假如巴在殷西南而夷在殷东南，两地相隔或近千里，武丁不可能将同行的妇好调派到千里外的东夷或东南夷地区去作战。所以这里的夷是西南夷，不会是东夷或东南夷。 

　　事实上，商人即以“夷”或“彝”作为西方或西方风之名，与《书·尧典》之“分命和仲，宅西……厥民夷”及《山海经·大荒西经》之“有人名石夷，来风曰韦”中之“夷”恰合。参见严一萍：《卜辞四方风新义》，载《大陆杂志》第15卷第1期(1957)。“夷”字在甲骨文中作“”，楷定下来作“尸”，《诂林》收为“尸/夷”，字号3。虽然“尸”假为“夷”在古文字学界已有定论，但学者对不同时期的“夷”在东方或西方曾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尸”假为“夷”，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3号字。关于“夷”在东方说，参见董作宾：《殷历谱》，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下编卷9号谱3。西方说，参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需要注意的是，夷非为东夷之专名。 

　　现在“巴”和“夷”数度在甲骨同版卜辞及同一事件中出现，似乎可据以印证巴人早期在鄂西清江流域活动的传说，亦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因共立之，是为廩君……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虽然，廩君的时代不可考，但是依据《后汉书》似可视武丁所伐的巴方乃为廩君所创建的巴方，武丁所伐之夷乃为巴方之君城夷。 

　　《寰宇记》记武落钟离山在清江下游之“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通典》第187卷记清江一名夷水。当代考古学家在清江下游长阳县境内之香炉石一地，发现了最具巴文化特色的遗址，文化堆积达五米，上下可分出七层：最下一层相当于晚夏，第六至四层相当于早、中、晚商；而中商层文化之内涵除巴文化外尚有中原文化之因素在内。见杨华：《对巴人起源于清江说若干问题的分析》，载《四川文物》2001年第1期。又，赵冬菊、杨华：《从考古发现看巴文化的起源》，载《武汉文博》2006年第2期。这一遗迹留下了巴人与商人接触的记录。武丁所伐之夷(城)，或许就是在这附近。 

　　事实上，商人之势力在武丁之前，便已到达殷墟正南方(以直线计算)约六百多千米处的湖北省黄坡市郊，在那里筑了盘龙古城(遗址)，李学勤以为这里是商的“南土”。见李学勤：《盘龙城与商代的南土》，收入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7页。而长阳在黄坡正西方约三百多千米处，距殷墟(以直线计算)约七百余千米，或可视为中晚商时代南土的边陲。武丁大约以两个月的时光对巴用兵，于当时之物质及时空条件而言，似尚无异常之处。  

　　以上乃就武丁伐巴卜辞中，夷、巴同版现象作出论述。但是此次武丁伐巴还涉及一些其他的人与地，应予一并考量，才会比较周延。 

　　(一)方 

　　武丁在与巴方开战之前，即在第二十八日丁巳，先教众伐方。字像人戴着羊角形的帽子，楷定下来作“”，从冒声，于省吾考证即《书·牧誓》所言与庸、蜀、羌、微、濮等共会周武王伐纣的“髳”；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42号字，中华书局1996年版。钟柏生从之，并置髳于豫陕交界处，他的依据是钱穆《史记地名考》所言：“武王所会之髳非在豫陕附近，即在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202页。唯《牧誓·孔传》言“髳、微在巴蜀”。当代巴蜀史家中，亦有人认为髳乃清江之巴人。参见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二)而伯龟 

　　武丁在第四十二日辛未卜妇好比沚戛伐巴之前后，曾卜问是否以而地之君长伯龟比伐巴方。于省吾考订甲骨文的“而”即《书·汤誓·序》之“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句中之“陑”。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3357号字，中华书局1996年版。《孔传》曰：“陑在河曲之南”；《孔疏》曰：“陑在河曲之南，盖今潼关左右”。特别要指出的是，而伯龟乃系从而地前来加入伐巴之役的商代方国君长，战事非在而地发生。 

　　(三)鬼(方) 

　　在上引(7)比沚戛伐巴之同版卜辞中，贞人卜“王勿比鬼”。句中的“鬼”即商卜辞及载籍中的鬼方。《战国策·赵策》记有“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逸周书·伊尹朝献篇》记有“鬼亲”，可见鬼方乃商之属国且有(姻)亲关系(鬼侯曾以女妻纣王)。王国维指出“鬼”在古籍中又作隗、媿、、怀，而在成周西方的隗国，便是晋唐叔始封时所受之怀姓九宗之后。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见王国维著：《观堂集林》第13卷，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590—592页。卜辞中鬼方(含其部族)活动的地望，据学者及笔者的考证，当在殷西及西南，错落在今山西省中部到南部一带。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195—197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2—76页。又，赵林：《商代的羌人与匈奴》，台北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5年版，第49—60页。武丁似有意调来鬼方兵力加入伐巴阵营。 

　　(四)奚 

　　甲骨文奚字(如上引)像人头上编发椎髻。传世商器中有“亚奚”之簋、卣、尊（《集成》3093、4812、5572），可见“奚”曾经为商代亚级的贵族。唯学者亦指出：“奚亦商代方国名，其人经常为殷人所俘获，多数均用为祭祀的牺牲。”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3152号字，中华书局1996年版。从编发椎髻习俗来看，商代奚人的族属当以《史记·西南夷传》所记的编发的西南夷较为妥当，唯奚地所在似难以确定。此次武丁比奚伐巴，可能是看中奚的出身背景和他对西南事务较熟悉。 

　　(五)龙方，下危 

　　从相关的卜辞来看，龙方与商代的羌人邻近，且不乏双方接触的记录；龙方可能在豫西晋南一带。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第197—198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77—81页。再者，龙方在此次对巴方作战中，似非为武丁、妇好、沚戛这一路军之作战目标；卜辞显示武丁派了妇井、师般、插等人去攻打龙方（《合集》6585、6587、6593）。又，伐下危的主将是望乘，武丁在途中一再卜“比望乘伐下危”或“比沚戛伐巴方”，结果武丁比了沚戛。下危的地望同“夷”，甲骨学界有近鬼方在晋西南之说，亦有近豫东商丘之说。豫东说，见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第219—221页。晋西南说，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72—75页。 

　　(六)京 

　　京是一座二层高(或超过)的建筑物的象形字。唯《说文解字》曰京：“人所为绝高丘也”；京也有可能是陵丘或丘墟，如《九章·哀郢》“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中之“丘”。京的“”字，下从山非从火，因为上引(10)中的两个字，一个山上有三峰，一个有四峰。从三峰的“山”字在甲骨文中易与“火”字混同，从四峰的“山”字则不可能为“火”字。再者，比照甲骨文中字形下半部分从“山”的字，有不少乃系合文，如《诂林》1225、1233—1236、1238从山(在下)，从兮、保、妆、抔、斤(在上)的字。因此，从山从朱的“”字当为“朱山”之合文，朱乃山名。 

　　“”所从的朱字，乃从木从主(一个小圈或一个点，如上引)，陈邦怀曰：“从木，主声，当为朱字；主、朱古音同在四部也”；王襄、商承祚、李孝定则定为“主”字。各家之说收入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1406、1223号字，中华书局1996年版。按或省山如上引之末二形，乃见于第一期卜辞，皆用做地名；到了第五期卜辞，始见将点放在木中，亦做地名用的朱()字；早晚二期“朱”字皆从木、主声，只是晚期的“朱”字移动了音符(主)的位置。 

　　笔者怀疑京可能与尧子“朱”有关。《竹书纪年》曰帝尧陶唐氏：“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一百年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雷学淇《义证》曰：“括地志曰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史记正义一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也。”淅川乃在淅、丹二水汇流地带。又，徐文靖《统笺》曰：“地理志房陵县属汉中郡。”房陵即今湖北房县，在淅川南百余里处，唯中间隔了一座武当山。 

　　京有可能就是丹朱的遗丘(墟或陵)。按，《九域志》记“在邓有丹朱冢”，《大清一统志》记“丹朱墓在淅川县西北七里”；学者又考证《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记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理巴人，居丹山，在丹阳，即在今丹江流域的丹淅地区。见田敏：《夏代巴人地域考》，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1期(1994)。郭璞《注》亦曰：“今丹阳复有丹朱冢也。”事实上，在今淅川西北七十五千米处有朱阳山、朱阳关，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京所在之处。 

　　钱穆早年曾考订丹朱受封的房在安邑，见钱穆：《周初地理考》，《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21页。本文原载《燕京学报》，1937年第10期。与本文中的鬼方及而伯龟所在地邻近。但笔者未从钱穆之说，乃以在丹淅附近的“蛮河”（据《水经注·夷水注》，在东晋以前被称为夷水）；巴蜀史学家指出，廩君的先人本居于此，后迁往今之清江流域，且把老家的水名也带过来了，而且不只是夷水，连丹水之名也带过来，所以清江北也有一条丹水。参见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载《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第52—53页；段渝著：《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高应勤：《巴国及廩君探源》，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2期(2003)。地名的“层化”现象，在史地上是常见的。 

　　总之，丹淅一带至少当是自夏以来巴人聚居地之一。武丁大军到此，似已进入巴人的势力范围，所以武丁在此做好了最后的各项部署工作，即刻展开了攻击行动。 

　　四、结语 

　　伐巴一役，是武丁时代留在甲骨文中仅见的大规模的对南土用兵事件。后代商人可能因此作了《殷武》来纪念高宗武丁，特别颂扬他“奋伐荆楚，罙入其阻”。武丁伐巴前后历时两个月，从安阳出发南下，经豫西，跨汉水，与髳人和巴人作战，并以巴方君城、夷，作为此一战役的终极攻击目标。武丁以强大的武力和卓越的战绩作为后盾，最后与巴方达成了和平协定。武丁伐巴作战的地区，与载籍所记夏代巴人的聚落地望似十分一致，在汉中一带，并到达了清水与江水之汇流区域。武丁在位59年卒，去武王伐纣及巴姬之始封，约一个半世纪有余，去周太王逾梁山来到岐下，亦至少半个世纪以上。因此，武丁伐巴之巴当与姬姓之巴子无关。（作者任职于中国文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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