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感恩深思为了人类

　　（第十届、第十一届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在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

　　尊敬的饶颖奇先生和夫人， 

　　尊敬的谢启大女士， 

　　亲爱的海峡两岸的学者朋友们： 

　　的确像张怀西副主席所说的，我们的研讨会即将闭幕了，也像赵光华先生所说，我们像吃了压缩饼干一样，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信息量之大，的确让人目不暇接。因此，我这个闭幕讲话就非常难讲：说一些客套话，是大家所不愿意听到的，也是我不愿意讲的；就着学术研讨进行归纳和总结，刚才四位讲者已经非常周密地、滴水不漏地反映了四个小组热烈讨论的情况；要抓出研讨的重点来进行阐释，昨天几位讲演者已经对自己的卓见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我也不容置喙。我作为这个会的发起人之一，就借这个机会谈以下几点想法和意见吧。 

　　整个会让我非常感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东道主甘肃省和天水市的领导以及默默无闻地在会内会外奔忙的工作人员的精神让我感动，所有与会者对于讨论议题的认真投入，也让我感动。在昨天晚上的联欢会上，主持人突然把话筒送到我的面前，我只好走到台中央来说几句话。仓促之间，由喉咙里所跳出的音节，应该说是心声的直接流露，因为我想修饰，都没有这个时间。昨天在联欢会上，海内外学者所表露的诚挚、率真，甚至是童心的真心的交流，也是我感动之情的来源之一。毕竟我们是学术研讨会，所以首先令我感动的是大家在就着自己所熟悉和专攻的领域里发表见解的时候，我从大家的发言里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胸襟和大慈大悲的胸怀， 

　　以及对于民族和谐、世界大同景象的期盼。我想，这就是这次研讨会的重要收获，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我所说的悲天悯人、大慈大悲以及追求大同，在老朋友林安梧先生的发言里可以说有集中的、更多的体现。总之，嘉璐被大家对学术的执著，对民族与人类前途的追求，深深地感动了。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我对伏羲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研讨会的议题之一——中西文化的比较，略摅一点鄙见。因为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唯独我没有。我就借张主席给我的这个讲话的机会，与大家切磋，请大家指教。 

　　一、伏羲文化到底是什么 

　　就这个问题，学者们从治史的方法论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想暂时把这个问题抛开，因为这个问题是史学界二三百年来都没有讨论完的问题，我们这个会也不可能作出什么结论。我想表达几个观点。 

　　第一，伏羲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伏羲是一个文化的符号。至于伏羲有无其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部落还是部族，并不重要。正如我昨天在开幕式上所说的，后代的人们赋予伏羲身上的发明创造，他的文化贡献，如果与其前后连接起来，正好符合人类发展的进程，而伏羲时代恰是其中一个必经的阶段。各个民族在她的童年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后人把所承接的前人发明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生活的依据和工具，同时常常把这些发明集于一人。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又与很多文化不同，就是我们虽然常常赋予一个“人”，哪怕这个人略带神性，但是还是人，而其他很多民族就赋予了“神”。因此，我很同意刚才小组报告人所说，恐怕应该分别从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以及美学的这样几个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而这几个领域之间又不是隔绝的。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上真正笃信《圣经》中“创世纪”所描述的过程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发现，马林诺斯基等人类学者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的时候，搜取了很多自己观察来的现象，而这些现象背后所蕴涵的意义，以及土著人是如何想的，常常是学者的想象。今天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把这些研究民族志的前辈的成果也继承下来了。我们再向前追寻一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一些结论，是不是都有确凿的物证？也并没有。但是当我们论证的时候，引经据典，马林诺斯基、摩尔根也成为“典”了。我并不是说今天要把伏羲文化写进历史书，甚至进行揣测性的编年，而是说，史说与人类学、审美学等等之间，常常是互相渗透、互相参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讨的主题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会上就着这个问题开个头，然后留给史学家去作专门的研究。我们还是把伏羲作为一个文化的阶段，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来看待。 

　　在天水，有关伏羲和女娲的传说很多，当地学者甚至出了书，其中有些传说还鲜活地存在于天水的民间，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尽管不能作为史证，但是它可以作为一种折光、一种上古文化符号在今天的投影，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波澜来看待，这常常是在审美的意义更高。 

　　第二，既然今天我们所说的伏羲文化主要是出在《周易?系辞》里面（这是源头，许慎的《说文解字?序》是照抄的），先哲所描绘的这样一个情景既然是人类社会各民族发展必经的一段，换句话说，它的出现是必然的，那么从哲学上考虑，就不仅仅要考虑前之因与本身之缘，还必须考虑后之果。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在尔后几千年浩浩荡荡的中华文化当中可以捕捉到伏羲所代表的那个文化阶段已经初步具备了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在今天的地上文物以及民间传说中都能够大体看到影子。比如大家即将去参访的卦台山，山下流过的渭河水在那里转了一个圈，根据地质考察，渭河的水在这里从未改过道。千万年来，渭水就在山下一个几十平方千米的平原上，冲刷出来一个太极图。沙砾就以弯曲的渭河为中线，这边是个阴鱼，那边是个阳鱼。这种自然的景观，到底是由于伏羲氏画了八卦，画了太极图，而后人赋予自然景象的一个联想，还是先民形成了阴阳的观念之后，看到了自己脚下的阴阳鱼，而把它提升为一种形象的标志，这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不管怎样，它反映了先民与其后几千年人们的观念。这些遗存的形式，我们都可以不作为学术判断的依据，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以人为本、阴阳和合等，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承认，伏羲文化是中国文明的起始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况。随便举一个后代的例子，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后稷教民稼穑，在《诗经》以及其他典籍里都有所记述和歌颂。后稷有其人否，不可说，因为出土文物没有证明，但是我们把他当做信史。依此类推，我们可以降格以求，不把伏羲的传说当做信史，但是更上一层楼地来观察，站在人类历史规律的高度来观察，同时，既看前因，又看后果，应该承认，不管伏羲是个体还是群体，是实有其人还是后人的附会，都有功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它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呢？请容我在下一个问题里再来阐述我的观点。 

　　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伏羲不是神，而是人。因此他才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取鸟兽之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请注意，取诸“身”啊，取诸“物”啊！不管传说中说他是什么形态，后人的记述就已经把他定格了：他是一个大智大慧的人，或者是一个在当时没完全脱离蒙昧时代的比较聪慧的部落、部族，都可以。而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一，就是世界（我说的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只是指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人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幕式上要说伏羲文化以人为本的原因之一。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观点，分了三小点来说。 

　　二、如何给伏羲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定位 

　　这是很不好办的事情。我从角度之一形成了一个看法：是不是可以说他是中国儒学的源头？从典籍的叙述上说，伏羲画八卦，周公演《周易》，孔子做《易传》。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质疑《易传》是不是孔子做的。其实是不是他做的不是最重要的。要看《易传》是不是体现了继原始儒家之后，进入传承时代的儒家思想，对这一点，学术界似乎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孔子直到晚年还说：“假我以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传说他韦编三绝，也就是说至少从直接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以及其他书上看，孔子和《周易》的关系极为密切。《周易》的源头当然就是伏羲画八卦，这是比较直接的证据。我们再扩大来看，孔子远在山东的曲阜，伏羲在这里，孔夫子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要到伏羲的故里来看看，其实想来也来不成，但是怎么就一脉相通呢？这和当时的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关。

　　秦州的自然条件和山东平原大体相同，今天有的先生说在丹东出土了象牙，其实咸阳的一个属县前几年也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大象的骨架。象牙还可以是朝贡海运来的，连象的尾骨都有，非常完整，这可不是运来的。大家都知道丹东离山东很近，属于一个气候带，这里也曾经有象群出现，就不奇怪了。因此，气候条件、生产水平都一样。在这次会上好几位学者提出来，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农耕社会产生并定型的，而农耕社会最容易萌发与成熟像中华文明这样的文化。正是因为虽然相隔了几千年，可是孔子那个时代仍然与八卦出现的时候，与《周易》完整出现的时候的环境、生产水平等相同，因而孔子认为八卦、六十四卦等等非常适合人类。可以说，八卦不仅仅是直接影响了《周易》的形成，后代儒学对《周易》的理解和阐释不只到孔子这个阶段。虽然隋唐经学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在经学的发展上没有太大的建树，正是宋人才为往圣继绝学，把儒学传统的核心——人、性，重新系统化，发扬光大。因而，宋儒对《周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最著名的公案，就是周濂溪的《太极图说》，以及朱熹等人争论来争论去关于《太极图说》的问题。可以说自从有了八卦、形成《周易》以后，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开始从萌芽到成熟，作为百家之一，它就与《周易》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更大的普世性，于是才能始终流传。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当时与儒学并肩的墨学、法学、名家、农家之学，都拒绝了《周易》，或者是不搭界，因而也就没有儒家显赫。所以说伏羲文化是中国儒学的源头，我自己觉得能自圆其说，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周易》从开始起，由于它的占卜性质，后来形成两大流派：一个是象数派，一个是义理派。我至今感到困惑不解的一点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前辈的前辈，可以追溯到宋明，讲《周易》义理的，似乎多多少少都涉足象数。而近代的哲学家研究《周易》，把象数拒之门外，此其福耶？祸耶？（我指的是对学术研究，对《周易》的研究）我不敢下结论。象数之学，当然容易把《周易》神圣化、神秘化，但是其中有没有可以给义理之学的阐发和深化提供参考的东西呢，我觉得也可以思考一下。由于我不懂象数，不敢妄言，只是作为一个疑问提出来。 

　　扩而大之，伏羲文化既然是儒学的源头，那么可不可以说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中华传统文化有多个源头，这是就后代所看到的文化大河而言，来自巴蜀，来自东夷，等等。就其源头来说，我们要抓主干项，恐怕还是儒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就在这里。只靠源头那一点水是形不成大江大河的，因此它才在一路东流的时候不断汲取其他支流的汇入。不管是泾浊渭清，还是渭清泾浊（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是泾浊渭也浊，生态破坏了），最后都要汇入母亲河。汇入母亲河之后，你再舀起一杯水来的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水滴是哪个支流流来的。文化也是如此。明显可见的是，我们能在地图上见到的，还是各个支流的汇合。那么现在看看文化。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到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小组召集人所说的，儒释道三者的结合。儒释道当然各有特性，否则就没有儒释道之别，就成了一家了。但是儒释道之间又有共性，如果没有共性，也不能融合，不能相互包容。

　　过去人们对儒释道之间的差异似乎看得多了一些，挖掘其间的共性似乎少了一些；而且有时谈儒学的时候，我们往往要替先哲剔除他所受的释、道影响，说它纯而又纯。为尊者讳，为先哲讳，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事实是这样吗？比如，程伊川到底受没受禅宗的影响？直到牟宗三先生，仍然断然地说，程伊川以禅说道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在读《伊川学案》的时候，我闻到了禅味。我想，我眼前这杯水里，很难说没有支流的水的成分啊。当相融为一体你分不出的时候，这就是文化的进步了。我们来看看三者的共性。我先不说儒，我们先说佛。佛教的特点，缘起性空，但是佛教并不是一定要把大家都引到空门，“缘起性空”并不等于什么都没有。阿罗汉果求的是自我解脱，菩萨果求的是度己度人，“度己度人”和儒家的“以苍生为己念，以天下为己任”有什么本质不同？儒家重生，道家重无，似乎并不重生，所谓无为无不为，但是无为无不为的结果是什么？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是不生之生，不绝其源，不尽其性，其物自生。自生，用佛教的话说，无自性，俱是因缘。道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不管你，你自己生吧，是不生之生。不生之生，也要度己度人，以苍生为念。脱离开了形下形上的学问，三者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都是为了人类，都是为了未来。正因为这三教在这里相通了，所以佛教在经过几百年的磨难之后，经过了格义的阶段之后，就很自然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当中，融化了。

　　但是要知道，无论是竺道生，还是后代六祖慧能正式创立禅宗，都没有背离原始佛教的教义。但是通过他们的演绎，都能让穷乡僻壤的老婆婆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三教的共性如此，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伏羲文化留下的一些痕迹中检验出它的DNA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因此它不仅仅是源头，这基因在后代还逐渐放大，乃至以它为标准，以它为门，来吸纳异质的文化，不仅仅是异质，而且是异域的文化。与此相对立的是，至今，西方来的一些文化，比如犹太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天主教文化，还有现在还没有传进来，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印度教文化，在中国民众的心里，它们都是外国人的宗教、所谓洋教。今天你问大江南北包括海峡对岸的信众们，佛教是哪里的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中国的教。”为什么？就是DNA在这儿决定着，有相通之点，融合了。 

　　如果说原始儒学或者叫前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那么，我想添一句，也是今天的报告人和昨天的主旨演讲学者提到的，就是宋明儒者的贡献。今天的中华传统文化，无论从学术层面还是民族的理念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包括民众习焉不察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宋明一代儒者的钻研和弘扬，恐怕到不了这个地步。我曾经跟友人说，前些年我还听到农村的老婆婆说这样的话：“哎，做人可要做诚实的人啊，你这样做，你别忘了啊，天理良心！”哇，王阳明的话。但是谁也不觉得是王阳明的话，已经化为民间理念了。当然佛教也有这样的例子，积德呀，作孽呀，前世呀，转世呀，投胎呀，多得很。而佛教做到这一步，也是唐以后立的功啊。实际上后儒为中华文化所作的贡献在于他们已经把发轫于伏羲、系统于周公、总结于孔子的儒学精细化、形上化，也简易化了。在昨天的会上，有的学者提到从黑格尔一直到德里达，都说过中国没有哲学。

　　我记得黑格尔的原话大意是，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只有伦理学。后来也有西方学者说，中国讲的伦理学（主要是指孔子）也不如西方讲得好、讲得美。我想这恐怕是西方的学者没有真正理解中华文化。我们没有全国统一的宗教，伏羲是人，伏羲没给我们造一个上帝，因而没有人神的对立，所以我们的哲学都是从人出发，人的主体和人的环境，由这儿出发的。而西方的哲学首先是从神人之辨开始的，所以直到中世纪之后还说西方的哲学是宗教的奴婢。于是，在他们那里出绝对的精神。绝对精神在哪里？我和有的先生的意见略有不同，我认为他们的绝对精神就是上帝。直至康德的最高的善，还是要归结到上帝。而我们不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是什么？就是最高的善。康德恐怕是西方哲学家里最后一个谈“最高的善”的人。他之后，这一个多世纪，西方人把最高的善都忘了。但是中国人还在追求至善。虽然我们谈的是史前时期的伏羲，但既然谈中华传统文化，谈源头，既然提到宋明理学，我也稍带谈谈“流”。“流”把我们的文化的主体儒学精细化了、形上化了、简易化了，简易到农村的老婆婆也懂它的基本原理。 

　　今天，我们当然应该弘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但是的确像有的学者说的，这种弘扬绝不是复原，不是克隆。当然，西方哲学家也说过，重复就是创造，他所说的重复，是一种回归，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回头审视，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重新审视原始人的智慧和才能。当然这里面就又涉及开头我所说到的、朋友们提出的，特别是一个小组提出的，史学的研究方法，史证的问题。和这有关的，就是昨天有的先生在讲演里所说的疑古的问题，我非常同意。怀疑是研究的开始，对于古代的东西应该疑，前人的成说应该疑。对中国的儒家经典，孟子是一次阐释，荀子就开始有疑，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虽然把它精密化、神圣化，但是他也抛掉了一些东西，抛掉也是疑。

　　至于今古文之争，里面更有不少疑。魏晋南北朝和唐就不说了，宋代疑得更多，乃至对《尚书》真伪的甄别，首先是宋人发的难。至于后来《尚书今古文疏证》，那是承宋人疑古之绪去作具体研究而已。但是，我想“疑”与“疑”不同。站在史学家、考据学家的立场，抛开个人的情感爱好，甚至于抛掉自己审美的一些倾向，客观地、严谨地提出疑问，这是一回事；受时代风气所驱，提出了一种疑，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有另外一种目的在，又是一回事。典型的是康有为先生，那也是清末的疑古大家，本来是奄奄一息、无声无息的公羊学，在他的笔下，一下子大振，托古改制，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后者，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他还有另外的目的，他是自觉的。还有不自觉的，这就是顾颉刚先生。在1919年兴起的“打倒孔家店”的过程当中，古史辨派多数的人与文章，实际上不能不受当时时代文风的影响，就像我们今天也不得不受今天的影响一样。

　　事过几十年，我们回头再看，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这场争论，其实已不是纯学术的争论。今天，我们可以疑古，可不可以对古史辨派也来一个疑呀！人类就是在怀疑、求证当中不断前进的。疑，要真正做到纯学术地、客观地、科学地疑，这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是很难做到。人孰无情，谁都摆脱不了自身环境的局限。因此我们在疑的同时，今天更应该提到的是我们对先民与先哲的感恩。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有一点点学养（我说的是我自己，不是在座的各位先生，你们学养都很高），看的哪一页书，识的哪一个字，不是千百年来我们先哲所逐步创造的？这可能也是我们难以摆脱的客观的局限。我想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可以冷静、客观，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怀着感恩的思想来从事研究，恐怕是极为必要的。要想不克隆，不简单地复原，在感恩的同时不抛弃疑古，最后的界定应该是发展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要创新，无“疑”则不能创，只“疑”而不创，“疑”也就可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三、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无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上，文化的主流还是欧洲启蒙时期的理论，世界上没有任何理论可以与之抗衡。尽管从解构主义出现直到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都在质疑启蒙传统、启蒙理论，可是这只是在小圈子里的彼此议论，甚至于是激愤，无碍于启蒙理论在科技、人文、社会、生活、教育乃至家庭中的绝对统治。启蒙理论有很多真理，比如昨天有的先生说的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社会化等等，正给人类包括中国在内，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18世纪形成的，把自然科学的结论移植到人类社会科学中来的风气至今没有完全清除，至今我们从事研究的人还在受其害。学术上受它的害，不好说，学术嘛，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但是，有些结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造成的损害是极其明显的。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套用成为社会进化论的时候，于是就出现了弱肉强食的合理化。当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被套到社会上的时候，就成为希特勒的理论依据之一。实际上这只是思想理论的庸俗化，但是不能不承认它的势头。当今的社会是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世界，是一个种种数不尽的层级、数不尽的方面对立的世界。很多家庭告急，很多社区告急，很多地区与国家告急。近的不说，亨廷顿教授三年前所出的那本书Who Are We？就是这种告急。美国本土也不可避免。就在我们开展有关中华民族和合哲学的讨论的时候，美国在一个星期之内出现三次学校枪击案，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美国的社会正处在分裂之中。什么原因呢？

　　依我的浅见，他们所奉行的哲学是上帝把大自然赐给了他的儿女，来供他生存繁衍，因而在神之下，人是自然的主宰，人要利用自然，要主宰自然，要战胜自然，所谓人定胜天。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全世界经济的市场化，造成了把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移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变成了社会的市场化、家庭的市场化，以致在很多地方，出现谈婚论嫁成为金钱或者权力交易的现象。我们可以抛开印度西部和北部各邦那种买卖的婚姻，不算这些。这样的结果造成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也造成了人自身价值的遗失，一切都由市场来衡量。在来天水之前，我去了趟澳门。在澳门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作了一次讲演，我的讲演题目是《中国能给世界贡献什么》。当时也没有稿子，就用PPT播放要点，我一边点一边说。其中有一个图表列出：现在我们给世界贡献的是产品，实际上贡献的是劳动力；下一步贡献的将是科技，自主创新的科技，实际贡献的是创造力，或者说是聪明才智；最后也是最巨大的贡献将是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贡献的是什么？是不是只限于中餐馆走出去，我们的歌曲走出去，这些众多的文化形态走出去就是贡献了文化？本质的贡献是什么？是智慧。我在讲演总结时说，现在中国给世界的贡献，贡献的是劳动力，但是我们意识到了单贡献劳动力是不行的，我们要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创造力。中国正在向着一个科技自主创新的境域大踏步地往前走。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奉献中华文化，贡献我们的智慧，这才是中国最重要的贡献。 

　　聪明才智和智慧的分别在哪里？这是我自己给它区分的，智慧更高级。智慧体现在哪里？这就是人不是世界的主宰，人应该和环境和平相处、和谐相处，人和人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应该是和谐的。回头审视，从伏羲直到宋明理学，乃至后来的熊十力先生和他的学生牟宗三先生，牟先生的学生杜维明先生，他们所阐释的核心看起来就是仁道。昨天有一位先生谈到每个国家为世界佛教大会贡献一句话，选定中国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这句话已经塑在联合国的主楼大厅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仁”。孔夫子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境界，了不起的境界，不是“己欲立而害人，己欲达而杀人”，真正做到很不容易。但相对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略差一筹，只做到了己所不欲的，不让别人也有，更不强加于人，这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容易做到。 

　　再一个就是中国的中庸。四位讲者都讲得非常全面，滴水不漏。但我觉得这次的研讨会是不是留下了一个小小遗憾，就是我们谈中庸谈得稍微少了一点，而中庸和《周易》的精神是直接息息相关的。也好，让我们留到下一次，可以就中庸问题再更深入、更广泛地研究一下。一个是中国的仁道，是儒学的核心；一个就是方法论上的，或是思想方面的——中庸。《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地之大本”。当然，下面还有一句：“和也者，天地之达道。”有一个“中”，有一个“和”，今天我们谈到保和、太和，中和在《中庸》里是特别强调的。其实用佛家语言来说：“和者中也，中者和也。”这是我的浅见，我认为有这两项，让我们奉献给世界，那将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儿女作为先民先哲的传人，给世界的最大贡献。 

　　但是，谈何容易，我们自己并没有作好准备。我几次听到谢启大先生相当痛心地指出来，当今中华文化不振，特别是大陆。我跟她有同感，结论也相同。我认为眼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甚至相当严重程度上的丢失，正是中华文化再兴起的契机。请别忘了，董仲舒之所以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承秦火之后。秦火之前是诸子百家，不分伯仲，而法家、纵横家成为显学，这个时候他感到需要儒家哲学。宋明理学起源于北宋，而大昌于南宋，也正是因为人心不古，于是我们的学人奋起而形成一种复归，最后经过二程、朱子的整合又成为显学。 

　　现在我们共同面临的是，一方面中国需要、世界需要，一方面“囊中羞涩”。这正是契机，正是激发我们学人能量的最好时候。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第一，需要唤起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已多次谈过，不再详述。第二，恐怕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要点、关节点，重新解读。我认为任何的文本，在他人读的时候，后人读的时候，文本所由生的语境是无法复原的，只能把握其大概。而在这种客观局限下，时代又在不断前进，必然地也是必要地由学人以自己所处的语境和自己的话语来重新解读前代的典籍。我认为，现在又到这个时候了。第三，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应该像我们的先哲与先民那样，敞开博大的胸怀，任何好的东西都拿来，我同意拿来主义。但是，不是把东西拿来就完了，而是要把那种文化和那种民族主体的思维、视角也拿来。的确，从《论语》四百年前以拉丁文传到欧洲之后，中国的典籍不断地传出。但是现在看来，西方人对中国典籍的解释，特别是一些关键概念的翻译有很多的误解。这一点美国哲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已经进行了试验，重新阐释。那么我们对人家的呢？恐怕需要我们下的工夫更多。只有了解人家的思维，再来审视其文化，用我们的思维审视我们的文化，两相比较，这才能看出同与异，看出哪些可以吸收，哪些不能。当前，在中国的文化遭到了长时间的侵蚀损害之后，这个过程应该从21世纪初叶开始，我们高兴地看到一种文化的热潮开始出现。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认为一方面文化普及、呼唤文化自觉的工作需要我们做；同时，做好中国的一次真正的文化复兴工作，也就在这普及与呼唤当中作好准备。我不太喜欢拿西方的既定成语来套中国的，比如说苏州是东方的威尼斯，我不喜欢，威尼斯怎么不叫西方的苏州？还有条条道路通罗马，比它早好几百年我们就已经条条道路通咸阳了。但是这个地方我借用一下“文艺复兴”，改一个字，“文化复兴”。当年文艺复兴回归人本主义，实际上是什么呢？摆脱中世纪，回归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去，当然这就是重复，这就是创造，并不是克隆和简单的照搬。我们应该回归到哪里？复兴什么呢？恐怕应该复兴古代的儒学、仁道和恕道、和合之学，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到比前人更好。当这个浪头真正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一次文化复兴的开始。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在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今天上午我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位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办这样的会，而且一届、二届、三届、四届地连续办？我说你问到了我心里底层的话，其实这个话我跟颖奇兄坦白交代过。我说：“第一，海峡两岸之间的纽带有多条，但是政治的纽带有时间性，经济的纽带有波动性，唯有文化的纽带才是永恒的。两岸学者有这个愿望，我们同根同文，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互相了解，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加强交流。第二，中华文化的振兴需要海峡两岸的学者联起手来做，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文化项目或者工程要我们联起手来做，今天就是未来联手做这项工程的一个准备阶段。当然也许那个时候就不是我和张主席来主持会或者是来作讲演，我们给后面的人开个头，最后走到那一步。 

　　我甚至有一个带点诗人味道的想法，可能海峡两岸的学者、文化人联起手来共同打造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的时候，就是海峡两岸真正进入到和平、稳定、共同繁荣，逐步走向一体的时候，这是一个远景。但是远景要从眼前的土地走起，让我们迈出这第一步。中华文明如果用“修、齐、治、平”来说，最后的目标并不限于自己所处的狭小的环境，尽管古人所谓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内，但是如果古人知道东海之外还有一个大陆，交趾之旁还有一个大陆，越过了昆仑山那边还有一个大陆，那么我们的古人依然会说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不断学习先哲的这些教导的时候，我真佩服我们的前人用词之准确。修身是求诸己，求的是什么？是德。修到什么时候为止？没有止，止于至善，不断地追求。修成什么程度？圣啊。圣人不是有钱，有几亿元的资产，有几十亿元的股票，那不是圣人。颜渊住在陋巷，那是亚圣——虽然没有亚圣之名。德，自己修好后怎么样？齐家，让家庭的所有成员，齐者等也，一样啊。但是“我”是楷模，人人是楷模。只顾自己家庭吗？不，要当有志者，“学而优则仕”。这个优，按照旧的注，根本不是学得好再当官，是学习有优裕、悠然的时候。学是第一的，没学好别出去，学好了，觉得从容了，可以做官。所以还有一句是“仕而优则学”，官当好了就学习？不是这样的，跟现在我们的官员去读博士生不是一回事。干什么呢？“治国”。本着什么治国？仁，“泛爱众而亲民”。但是你的国家治好了就行吗？不，还要“平天下”。这个“平”其实并不单指“peace”，平也就是和，和也就是平，一律平等，不当世界警察，不手里拿着精确制导导弹到处吓人，不拿议会的决议去吓人。这就是“平天下”。这样的目的达到了，是什么世界？大同啊。这就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中国人这些理想的核心是什么？容许我再重复一次：仁！由个人放大，一直到整个的宇宙，不仅是人类社会。我这个想象力是不是有点夸张了？我们在天水举行了一次小小的研讨会，由研讨会说到海峡两岸的繁荣，由海峡两岸的繁荣谈到世界的大同，似乎有点夸张。但是要知道，千百年来的儒者，哪一个不是胸怀这样的远景来治学、来做人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华民族才繁衍发展到今天。我想，让我们来一次文化复兴，海峡两岸的学人握起手来，握手不够，拥抱起来，让我们为这一天努力奋斗。 

　　以上的浅见可能登不得台面，有渎雅听，那就请原谅。 

　　谢谢！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