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意云：《周易》与和合哲学之二

　　远从新石器时代，由各部落和合而成华夏民族，建构成夏、商、周王朝，“和合”就成为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特质。 

　　春秋时代，孔子从人，从生命的角度，提出“人”的本质在“仁”。“仁”从二人，也就是“和合”精神的具体呈现。 

　　古人说：八卦起于伏羲，而《周易》为周文王所作。但根据现代人的研究，《周易》的内容有周文王以后的故事。学者认为诚如朱子所言，《周易》是在原有“卜筮”的基础上，经编辑而成的一部作品。其可能完成于汉代，是一本从占筮典籍到哲学经典的著作。 

　　《周易》从思想而言，大约从阴阳家到道家，最后回归儒家。从理论上讲是将天道与人道结合。所以《系辞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周易》将人生与自然，从人事到宇宙透过《易传》及六十四卦两两相对的完成，将先秦思想全面融合，展现了世界多元与一统永恒的“和合”关系，成为一部集大成的哲学著作。 

　　这不仅因应了大汉的统一与开创，更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和合性”发展到最为完整的阶段，并奠定了此后中国各行各业的理论基础，成为汉以后中国文化的核心重镇。 

　　一 

　　2004年8月13日，由新华社记者署名，向世人宣告有关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它的标题是《大地湾遗址向世人宣告：华夏文明史的增加三千年》。请参照伏羲庙官方文化网（http://www.fuximiao.com/ReadNews.asp?NewsID=1106）之《大地湾遗址向世人宣告：华夏文明史的增加三千年》一文。 

　　该文报道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郎树德副研究员在遗址现场对记者的介绍，并展示了考古遗址六项重大的成果，认为这是“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郎树德说，此六项考古之最，其一是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黍的碳化标本。此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现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这表明中国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是黍，然后才是粟的推广。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时间向前推了1 000年。 

　　其二，出土了200多件彩陶，这批彩陶距今约8 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 

　　其三，在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这些符号比西安半坡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时间上早了1 000多年，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 

　　其四，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层建筑。 

　　其五，宫殿式建筑的主室，全部为料礓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类似现代的水泥地面。此是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混凝土之一。 

　　其六，在大地湾编号为F411的房址地面上，有一幅用黑色颜料绘制的画作。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可称为中国绘画的鼻祖。 

　　考古专家还认定大地湾遗址史前聚落展现了从一般聚落发展为中心聚落的演进过程，是华夏先民从乡村向城镇发展变迁的最早见证。 

　　郎树德认为从大地湾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国农业和彩陶起源时间与世界最早的两河流域同步。此遗址与近年来国内十多处上万年遗址的发现，表明华夏文明起源的时间可能更为久远。 

　　1973至1974年，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杭州湾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余姚河姆渡考古发现有陶、石、骨、木、玉、漆器等重要遗物，还发现了大量稻谷、一大批榫铆结构的木质建筑构件以及一口水井和二十余座墓葬。而后又在茅湖地区、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发现了相似的文化遗存。于是1976年春，称此类文化遗址为河姆渡文化。③方酉生：《略论河姆渡文化》，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994年4月23日至26日，浙江省文化厅、宁波市政府和余姚市政府联合举办首次河姆渡文化专题学术研讨会。 

　　其中汤圣群、佐藤洋一郎、俞为洁利用电子显微技术发现普通野生稻的特征，证实7 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确实存在普通野生稻，这对我国栽培水稻起源地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劭九华则论证了位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是中国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也可能是世界上水稻的发源地之一。金帆：《“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河姆渡文化还出现有驯养的家畜——猪的陶塑和图像，以及纺织、编织渔网等工具。居住的房屋是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更重要的是有水井和水上交通工具——木船。甚至在思想意识方面则有凤鸟的图像。③ 

　　河姆渡文化保守估计可推早到7 000年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与北方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迥然有别，但同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 

　　这一北一南的原始农耕聚落，可以说明早在七八千年以前，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的规模了。 

　　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原地区有与甘肃泰安大地湾承续关系的仰韶文化⑤⑥⑧⑨安金槐：《中国考古》，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78、166、194、128、130页。，长江流域则有良渚文化⑤，东北有红山文化⑥，西南四川有三星堆文化王纪潮：《三星堆纵目式青铜面具的人类学意义》，载《四川文物》1994年第6期。，东边则有从北辛文化⑧到大汶口文化⑨，等等。 

　　大约到了四五千年前，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已形成了都邑、邦国林立的状况，这说明中华民族是由各族群在农耕生产的基础上“和合”而成的。 


　　二 

　　在《史记》中太史公写了《五帝本纪》司马迁：《史记》，台北大明王氏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它一则说明中华民族族群的复杂与缔造，二则说明中华民族历史的久远及各族群融合的关系。 

　　其实远在《史记》以前的《孟子》书中，已记载有“为神农之言”的许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秦策》苏秦说秦惠王，也说“神农”在“黄帝”之前。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引文见王守谦、喻芳葵、王凤春、李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庄子的《人间世》《缮性》，也都说到“伏羲”庄子在《人间世》中说：“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又于《缮性》中说：“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引文见刘文典：《庄子补正》，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443页。，《应帝王》则说“泰氏”，成玄英说“即太昊伏羲也”刘文典：《庄子补正》，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荀子《正论》篇中也提到“太皞、燧人”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7页。，而《赵策》则引到宓羲、神农、黄帝、尧、舜作为一系列历史的过程《赵策》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引文见王守谦、喻芳葵、王凤春、李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说明中华民族历史的久远与相互容融和合的过程。 

　　因此，《尚书》说尧、舜“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勳。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引文见《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汉书》则说禹：“尧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岛，列五服，任土作贡。”班固：《地理志》，台北成伟出版社1976年版，第1523页。 

　　《尚书大传》则说：“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曰：‘此天子之位也，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处之。’汤以此三让。” 

　　西周在当时是远在西方的一个落后小国，以“保民”“爱民”为政治号召，并以“孝”——人类生命的延续作为族群和合共生、共存共荣的最高价值理想。 

　　待周武王一统天下后，不以军事统治，如同古罗马帝国一般，而是由周公制礼作乐，以求“和合”天下之情。再以同姓不婚制度，使天下化为一家。参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303页。 

　　这不仅继承了尧、舜以来部族共主，儒家所谓的以礼让国、天下为公的精神，展现出时代性。更将从新石器以来，中国各地所发展的农业文化与天地和合而生的生命经验，化为人类文明的高度象征。 

　　《诗经?大雅?文王》说：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③《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5、969页。 

　　又说：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③ 

　　甚至还说：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见《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8页。 

　　“德”的表现即是“人”与“天地”和合相生的行为表现。 

　　春秋时代，史称“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但“礼”“乐”仍承继亘古以来农耕文化历史经验所凝成，至今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②③《春秋左氏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7、1455、1447页。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② 

　　进而更细说：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 

　　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 

　　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 

　　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 

　　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 

　　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 

　　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 

　　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③ 

　　中国之所以长且久者——从甘肃泰安大地湾、浙江河姆渡以迄于今，莫不是“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的结果。 


　　三 

　　孔子因此以“仁”字绾合，也总结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生息、抟成的历史经验。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并建立以“和合”为主的哲学。 

　　孔子说：“仁者爱人。”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357页。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说：“择不处仁，焉得知？”“我欲仁，斯仁至矣！” 

　　甚至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是以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同时，在司马牛有忧而叹“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时，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仁”“爱人”是孔子学说的中心，也是“和合”思想的中心。唯透过人对人的爱，天下方能一心。 

　　墨子因而扩大此“爱”，并具体提出“兼爱”而谈天下之共同的大利。如同西方哲学家边沁所说“以社会多数人共同的福利”为幸福之道。 

　　杨朱虽然反对墨子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②，又说：“天下以一毛利我，不取。”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语见《列子?杨朱》。引文见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0页。其并未违背天地“和合”之性，他讲“尊生”，讲“唯我”。其意何尝不是提一新的观念和主张，“和合”当从自身生命开始。 

　　天地、宇宙、生命不是一大和谐吗？ 

　　孟子集前人之大成，直以“心”解“仁”。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370、203页。。 

　　并以此谈“性善”，肯定生命之大善，也就是“爱”。他说：“仁者人也。” 

　　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或可说是唯一在人类文化史上对人类生命作全面肯定的文化。 

　　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②说明人类生命可以不断地转化和提升。“欲望”并不如西方弗洛伊德所说，是生命唯一的动力。 

　　因之，孟子认为最理想的政治设计与政策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③ 

　　庄子则直接要人走入自然，一切从自然出发。他说：“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⑤⑥⑦刘文典：《庄子补正》，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1、52、92页。并要人能“照之以天”⑤，消除对立。“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⑥于是他在《养生主》中借着庖丁为文惠君解牛⑦，提出了“道”——一个天地、宇宙、生命“和合”共生的“道”。 

　　庄子从人的生命经验，进而进入思想认知的境界，透过思想辩证的过程，呈现了“道”——一个“和合”的整体“存在”。“和合”成为“存在”的哲学基础。 

　　老子思想进一步将“道”作了更大抽象的发挥，超脱了人类在物质经验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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