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自觉

　　我手边有一份河南周口“第二届中华姓氏文化节筹委会”的宣传册，封面写着：“万姓同根，根在淮阳。”内中有一封“致华人同胞书”写道：“考古发现和历史证明，这里的文化是中国的根文化。伏羲、女娲、神农三位始祖在这里休养生息，繁衍人类，才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尤其是伏羲文化，比黄帝文化早出一千多年，融汇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两大地域文化，创造了生殖文化、姓氏文化、农业文化、八卦文化和龙的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符号象征。周口有幸承载如此灿烂的文化，是周口的福分、周口的造化、周口的骄傲。”信的最后说：“遥想当年，伏羲从甘肃成纪(天水)率部东徙，至宛丘(淮阳)定都，比起今天的客商，伏羲是周口最早的外来投资者。为此，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有志之士投资周口，开发周口，共创发展大业，再造故都辉煌!”可以这样说吗?可以像表述历史一样去表述伏羲、女娲、神农这样的传说人物吗?有什么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可以为文章作者的断论提供依据呢?说伏羲融汇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在当时的条件下他靠什么去融汇长江文化?信的最后还是露馅了，原来伏羲是一位“外来投资者”，是为招商引资用的。主办者所谓的“根文化”其实就是那句“热诚欢迎海内外有志之士投资周口”!我不相信这种祭祖，这种文化节，能为周口带来光荣。这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式的文化热忱，只能使本土文化污名化。我对此提出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因为我所在单位和中国文联也是这个节庆的主办单位之一，我真觉得遗憾之至。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就在这份宣传册里，他们还说：考古发掘证明宛丘建成于4 500年前，因此淮阳是“华夏大地第一城池”；“淮阳‘华夏第一城’的地位史无疑义”；“太昊陵是天下第一陵”；“淮阳为龙都”；“如果说中国国情的缩影在中原，那么中原的缩影在周口”；“万姓同根，根在伏羲，源于周口”；“八卦的产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伟大创造，对世界文化贡献巨大……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就是从八卦原理发展来的”；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不是出自百姓传闻，不是地方民间信仰，而是出自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得到相关部门的鼓励和肯定，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我们注意到，在节庆活动中，“祭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类型。中华民族一向有祭祖传统。启功先生曾说：“初民时代的文化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祭祀，一条是占卜。”“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身上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放一个木牌，不知道木牌上写没写什么东西，总之这木牌就是他们的祖先，到一个地方，就把木牌拿出来供起来，然后拿出兽骨往地下掷，这就是占卜，还有的吹一些小管子，或用树叶卷起来吹，这就是他们的比较原始形态的文化。这就是‘礼’，这就是‘乐’。”祭祖这件事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近几天文化促进会接到南阳县政府的信函，因为那里有一座盘古山，所以他们要举行全球华人首次纪念盘古的活动，我看他们也没有弄清楚是民间信仰还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祭祖，或者什么都不是，而是招商。我认为祖先祭祀应当有一个理性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理解，尤其是对于传说时代。我相信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有一个传说时代，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史诗”就是历史传说的文化体现。伏羲在我国历史传说中被尊为三皇之首，但是伏羲的传说起源很晚。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没有提到三皇。有的《史记》版本中有《三皇本纪》，但那并不出自司马迁，而是出自唐代人司马贞的补编。最早提到三皇五帝是汉代《周礼?春官?外史》。按顾颉刚教授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们的说法，对于上古历史似乎后人比前人知道得更多，儒家只讲到周公、讲到文王，晚些的道家则讲出比周公、比文王更早的黄帝。再后来，阴阳家、方士杂家便讲出比黄帝更早的伏羲。这种现象即所谓“层累底造层”现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想顺便提到比伏羲更早的盘古。我们习惯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其实最早、最完整记载盘古传说的著作竟然是三国时代徐整所作的《三五历记》，它比女娲造人的神话起源还要晚。按照这个逻辑，当然今人对伏羲的认知要比前人更详尽、更清楚。比如在河南周口的文件中将伏羲氏的主要贡献归结为：“结网罟、兴渔猎、养牺牲、充庖厨、画八卦、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正姓氏、制嫁娶、造干戈、饰武功、以龙纪官、分理宇内……”几乎全部上古文化的事都被伏羲一个人干完了。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贬抑历史传说的价值。事实上，恐怕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时代，而那些有名的东方和西方的“史诗”，往往就是人类关于传说时代的文字记载和历史记忆。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区分神话、传说和历史，怎样区别民间信仰和历史实事，究竟应当怎样从神话传说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朦胧的历史影子以及更为重要的传统精神。 

　　目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三百余万年，而中国重庆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两百万年，此外还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因此考古学家提出，除非洲外，东亚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地。历史学家已经可以证明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出现弓箭、投矛、复合工具，人们已学会用火和渔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渐渐走出山区，选择临近水源的平原地区，聚族而居，并且开始建房屋、做陶器、种五谷。9 000年前开始培植稻谷；8 000年前发明纺织技术，发明七声音阶；7 000年前出现木舟、木桨等水上交通工具，并驯养动物；6 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创造彩陶文化，还出现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城堡；5 000年前出现桑蚕养殖、丝织品、人工冶铜；4 000年前出现文字，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一批古代城市。 

　　我们只要将上述历史框架与关于女娲、伏羲、神农氏、燧人氏、黄帝、嫘祖、仓颉等半神半人的传说故事加以比照，也就不难发现这些神话传说在一定意义上折射着我国上古石器时代的人文进程。它们反映着先民的历史足迹、智慧和精神，它们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业绩和功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杰出代表和英雄人物，也许有其人，也许出自虚构，出自英雄崇拜，也许人事一致，也许出自后人比附叠加。时至今日，绝难一一考证辨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怀抱科学和理性，尊重自己的历史，而不要将神话传说直接当做历史看待，甚至作为斩钉截铁的“信史”，还要加上什么“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证明”之类贻误今人和后人的论断。 

　　人类历史当然是人的创造。我想要说的是我们不应试图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应以臆测去补充和丰富尚未发现的历史，不应将神话传说当做历史，即使出于一个崇高目的，出于某种良好的愿望和需要。 

　　有些学者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这个口号提出质疑，认为目前在上古史方面出现的“宁信其有”倾向与此有关。我不这样认为。史学界的争议还没有这样的影响力。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文化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一些地方曾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类口号，虽然意在促进经济发展，但这个口号错误地表达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错误地将文化视为急功近利的途径，甚至视为经济工作的辅助性工作，至今仍发生着负面的影响。比如曲阜的国际孔子文化节，组织者仍将其定位为国际性旅游品牌，让人无法想象为什么孔子的家乡人要将这样一位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当做一名招揽生意的导游?这不能不让人考虑到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我们的所谓文化自觉，还或多或少地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层面上。我不知道这一提法出自何处，我只能表示自己的厌恶之情。以至每当我听到一些同志说要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就总觉得他们又在想要把什么文化名人挖出来卖钱。作为地方政府和地方节庆的主办者，表达地方的文化骄傲，扩大地方的知名度，发展地方的文化产业和旅游，都无可厚非。但即使出于上述目的，也同样应当正确而适当地评价历史人物，而不应当仅仅出于本地需要而夸大解读，不当炒作。淮阳南湖有一座陈胡公墓，据说周武王封国号为陈，所以淮阳也叫陈州。淮阳以此号召海内外陈姓后裔祭拜，也算事出有因。而今因为据说伏羲是中华姓氏文化的始祖，所以推出一个“中华姓氏文化节”，淮阳、陈州的地域性不见了。另外，淮南原本有个“淮南豆腐节”，后来变成“中国淮南豆腐节”，现在据说已经称为“中国豆腐节”，我看以后还可能演变为“中国国际豆腐节”或者“世界豆腐节”。这种夸大炒作对于本土文化和当地影响的漠视，也让人看到一种不够朴实的心态。欧洲有些艺术节至今仍以一个三五万人的小城、小镇命名，并没有冠以国际、世界之类，同样世界知名，让那里的居民真正感到文化的骄傲。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全国性、地方性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各类节庆活动多达6 000余个。今年初，文化促进会作为发起和执行单位，创立了一个节庆协作体，希望借此提升我国节庆文化的水平。按照联合国教科委组织的说法，节庆被定位为文化空间，因此文化当然是节庆的核心。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或者也可以叫做民族文化自觉。我服务于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算是我的职责。 

　　这些年常常听到有人引述鲁迅的话：“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我很不安。因为这样的引述不符合鲁迅的思想，逻辑上也讲不通。因为“民族的”和“世界的”是两个范畴，而且是两个内涵区别很大的范畴，是不能划等号的。“民族的”怎么能说就是“世界的”呢?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提“走向世界”干什么?还成立“走出去办公室”干什么?我没有查书，但我印象里鲁迅说这句话是为一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的画家做序言。那时正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代，民族问题是世界性问题，鲁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所以不能把这句话视为一般结论。 

　　事实上，我们面临的这个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两种趋势相反相成的时代，也不能为上述结论提供依据。2004年由许嘉璐、杨振宁、季羡林、任继愈、王蒙诸位发起，本会曾邀集海内外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举行文化高峰论坛，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这个论坛和宣言至今还在发酵。它体现了一种焦虑，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焦虑，因为全球化使一些国家、民族、地区，特别是一些具有古老文化传统而经济上又相对欠发达的国家、民族、地区，在文化上有一种被冲击、被融解、被改变甚至被摧毁的感觉。怎么办?“To be or not to be”，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文化搭台”，比让伏羲当外来投资者重要得多了。所以我们说的文化自觉，是这个大问题上的文化自觉，而不是别的，不是用文化促进地方经济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国家富强、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兴旺、民族复兴不是天然一致的。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愿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就教于各位。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国家富强了、现代化了，而民族却衰落了？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发达的富强的中国，而中华民族却衰落下去? 

　　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民族不仅与地域、种族有关，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的衰落必然意味着民族的衰落。今年初，我曾经写信给许副委员长，因为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继《文明冲突》之后所写的《我们是谁?》。这本书最让我吃惊的是亨廷顿提出了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他认为美国的文化精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人权之类，而是早期欧洲移民所带来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他为此很焦虑，因为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同这一点。套用一句话说，而今已经是越是美国的，就越是世界的时代了，而美国的这位政治学者照样为文化认同而忧虑。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有点过于高枕无忧?一以贯之的中华文化从未间断过，包括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清代，也没有改变过。而今将面临改变吗?一方面是以全球化为特征的、不可逆转的、不可不为之努力的现代化前景，一方面是作为一个民族永续传承的文化精神，二者如何一致起来？回到刚才的问题，如今海外华人中有“香蕉人”的说法，就是皮是黄的，心是白的，这当然指的是华裔外国人。那么，是否有一天这个“香蕉人”效应会蔓延到国内，蔓延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样说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们经历的过程说明情况不容乐观。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汉民族以及汉文化是主体，此外还有若干层次。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也含有主体与少数民族问题。但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全部都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的或者浅显的影响。2006年8月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就与穿着牛仔裤、腰里别着手机、骑着摩托车放牧的鄂温克青年交谈过，那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我想，我们是联合国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决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缔约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应该用什么回答这个世界？用什么回答我们的祖先？用什么回答许多更弱小国家和人民对于我们的期待？我听到有人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已经“边缘化”了，还听到一些认识上比较极端的文化学者甚至说文化产业实际上在消灭我们的文化，当然也有学者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化产业在若干产业巨轮的港湾里还只是一个舢板，我们的输出还太少太少，如此等等。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的。这一提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盼望国家强大，也盼望民族兴旺，盼望我们的文化不因现代化而衰落，盼望我们的文化对解决人类问题提供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地创建文化大省、文化强市，在繁荣我国节庆文化等众多方面，我们都应当从上述意义上提升我们的文化自觉。 

　　我很拥护“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个主题，我认为这一主题不仅适应于我们这个依年届举行的海峡两岸研讨会，而且将贯穿于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发展阶段。 （作者任职于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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