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宏：中国和合传统探讨—四海之内皆兄弟

　　中华民族亘古至今，长期活动于亚洲大陆之东。对四邻的交往，最崇尚“亲仁善邻”，自古以来主张“和而不同”的“共存共荣”情怀，努力追求各个民族的普遍和谐。 

　　“和气”是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第一伦理品质，因此“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合传统一直深植民心。本文将就中国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合思维传统，作一初步分析，以见证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 

　　一、中国传统文化深藏爱好和平之根源 

　　“和谐”观念上古已有文献资料最早见于《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句，汉代郑玄《笺》：“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且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从文字的起源来看，“和谐”二字都是表示声音相应、协调，从而能和谐地唱歌或演奏。从西周初起，“和”的观念就与当时的礼乐文化紧密地结合。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包括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或准则，所强调的是尊重等级差异、注重举止合宜、保持礼节风度、控制意志情感，目的则在于实现社会有序和谐。乐的作用就是培养化育人的情感，使人不仅因为外在规范的约束而不争不斗，而且能做到内在心灵的平和无怨，从而使社会得以根本和谐。 

　　《易经》是中国哲学史的开端。《易经》已开始用抽象思维把握世界。先哲经由观察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归纳出来的传统哲理，包含了简易、变易、不易的三种含义，而其最初和终极的概念即建立在“和”字之上。由“和”出发而终于“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也就是说，世界是有序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平衡的系统。和谐是事物兴盛发达的原因，事物的生成变化也是一个不断达致和谐的过程。 

　　《易经》是由八个基本的卦按照一定的法则排列组合而成。这些基本的卦，在推演的过程中如果和谐有序，则幸福吉祥、万事顺利，如果失和，必招致祸乱，这便是演八卦而能预测吉凶的道理。 

　　然而，在事物变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内容是无法从《易经》的文字中直接得到的，必须要靠个人由经验累积所产生的智慧去感受，才能真正领悟卦象中的内涵。但是，人类生命只有短短的数十年，每个人都必须从初生婴儿慢慢成长，知识经验无法与生俱来。由于个人的成长境遇各异，因此往往没有办法依靠个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了解《易经》的完整内涵。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历史中发掘前人的经验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和”的境界。 

　　综观每一卦象衍生出来的变化，可以发现，一系列的变化即为一循环。这说明了卦象实为一瞬时，持续不断的变化才是所描述世界的实态。而“和”是整个变化的主轴，故知“和”亦为动态。当演变至失“和”状态，下一个循环就再度启动。 

　　所以“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达到了“和”的境界并不是行动的终止，因为循环变化的常规是：达到“和”的状况之后，极易再次趋向混乱。所以我们应该要随时保持警戒之心，对所处的环境用心体验，感受变化之间非常细微的征兆，随时调和自己的行为。唯有掌握这些若有似无的契机，才能趋吉避凶，保证自己与所处环境的生生不息。 

　　但是到底要如何致“和”呢?这就要如史伯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见《国语》卷十六《郑语》。其含意就是：“和”是事物生成的原因，“和”乃多样性的统一。 

　　从中国的悠久历史来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帝逊位前的两千两百多年中，王朝之所以会改朝换代，皆由于主政者罔顾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暴力胁迫的手段虐待人民，使得人民只能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抗暴是从。此真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充分符合了《易经》“和”乃变易、不易的概念。主政者若不能时时刻刻戒慎恐惧，体察人世变化，就必须面对“和”的转变。然而这么长的历史中，分裂时段只有三分之一，统一时段却有三分之二，而且越到后来，统一的局面越巩固。此足以证明越到历史后期，主政者对“和”的认知越明确。然而，却又因为后人无法持续记取先人的经验，而重蹈覆辙。以清代为例，清初时，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所采取的策略是融入汉人文化，以“和”为出发点。执行此一政策之后，虽仍遭遇一些汉族遗民的反抗，却因为主政者广阔包容之心而迅速销声匿迹。然而，到了清末，主政者却一反其初，以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拒绝对外开放而采取锁国政策，忘记了多元融合的初衷，结果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大的势力击破了满清自满自限的大门。当孙中山主张以“和平、奋斗、救中国”据说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曾低呼：“和平、 奋斗、救中国！”无论有无此事，此一心念确乎成为日后凡我国人专力奋斗以救中国之际仍不忘和平的根本执守。所以至今中国已然“崛起”之际，仍不忘“和平”；所以至今中国在发展壮大之际，仍不忘“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理想重建一个新的中华民族时，就再一次发挥了“和”的传统，建立了新的中华民族世纪。他还提出以《礼运?大同篇》中“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终极目标，要使中国永续长存。 

　　综知，中国上古“和”的观念，就是承认差异，允许差异、矛盾、对抗存在，而又能总体和谐的动态平衡的多元一体观。而中国历经了五千年的演化，目前已然确立了天下为公、世界和平的最高目标。 

　　二、由历史对照展现中国爱好和平之事例 

　　古代中国几乎一开始就选择了“以农立国”，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民从事周而复始、自产自足的农业经济。而这一切，需要安定。这和游牧民族以征服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盗民族比较，对外拓展的意向也判然有别。一些游牧民族，如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一些海上民族，如古代的罗马人、近代的英国人和日本人，多次制定过征服全世界的计划。而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各类典籍中，可以发现先民有过“兼爱非攻”“礼运大同”之类美好的理想或是奇妙的玄想，唯独难以找到海外扩张、征服世界的狂想。 

　　而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涉外行为取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其实何止儒家，墨子的“非攻”、道家的“无为”(《老子》以兵为“不祥之器”）都以反扩张、反侵略为主体思想。大概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主攻。然而经历秦国暴起暴跌的教训，自汉以后，法家强调要富国强兵以向外扩张的思想，已成为非主流思想。或许在历史的片段里断断续续也有着向外扩张的行为（如汉武帝），但在主体思想中，确乎不见鼓吹向外扩张的思想与理论。孔子、孟子从“仁”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和平共处，并通过实行仁政的和平竞赛统一天下。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孔孟所憧憬的“仁”的政治理想，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儒家的和平思想熏陶之下，使得中华民族具有了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优秀品格。 

　　在《中庸》的章句中，明白地指出了如何与邻国相处，所谓“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就充分表达了对于他国和平相处的心态。 

　　从1405年到1443年的38年期间，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他没有利用处于绝对优势的船坚舰众扩张侵略，“而是向所到之处的居民传播中国的文明，送给他们工具、种子、书籍、器皿、绸缎等”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8期。。四十多年后，哥伦布远航发现北美的新大陆，带给世界的却是资本的浓稠血腥和殖民狂潮。有些西方学者曾就中国古代实行的“朝贡制度”来说明中国在历史上也有过对外称霸的表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朝贡制度主要的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他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的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他们的贵重礼物，多于他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予他们以某些贸易特权。”［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 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厚悠久、生生不息，且蕴涵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万世开太平”的天下和平精神。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