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历史的嘱托现实的任务

　　（第十届、第十一届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在闭幕式上的发言全文）  

　　陕西省、咸阳市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其实，就在中午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下午应该讲些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这次会议，各位专家所奉献的卓见，实在太丰富了。参加我们会议的，有一位在大陆、在台湾都很著名的电影导演，也是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冯小宁先生，我现在把他介绍给大家。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不拍低价的电影，我所说的价是价值的价，他从来用最小的成本拍出最精美的、最能震撼人心的电影。大陆的专家可能对我下面的话比较容易理解。台湾朋友中可能有人看过《北洋水师》这部电影，把甲午海战之前的前哨战和最后的海战，北洋舰队的覆灭，如实地表现出来，那就是他的杰作。他是舞美出身，因此，电影里的所有军舰炮火的模型，都是他自己制作，因为他制作得最好，同时也可以省下经费。《黄河绝恋》、《红河谷》、《嘎哒梅林》，都是他的杰作。不久前在美国举行了首次中国电影周，选了几部电影，其中有三部是他的。当年，他的《黄河绝恋》在好莱坞上演的时候，连他自己的票都让出去了，仍然不能满足。美国的法律规定，不能站着看电影，于是就有人要求进入放映场，躺在地板上看。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导演，刚才跟我说：“在这个会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因为各位专家的发言太高深了，无容置喙。”我想，这是他从一个文艺家的角度看待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水平和内容。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两岸学人对于祖国从秦汉开始以来的文化的热爱，和对于和合文化的深刻理解。他说：“我汲取了营养。”我接着说：“可能今后在你创作的时候，这种营养就会迸发出来，渗透在你的作品里。”他同意我的说法。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像小宁先生一样，觉得会议内容太丰富、太博大了。 

　　按照惯例，最后一个讲演的人，应该对会议的内容加以总结。我想前面三位小组发言人，已经作了很好的、客观的概括和介绍，至于我们所研讨的内容，我们是不能做结论的。学无止境，学术的研讨也没有止境，今日以为是者，明日或以为非。研讨刚刚开始，任何人无权，也无威，可以在这里做出结论性的断言。 

　　但是话还是要说的。说什么呢？那就根据我们既定的两个议题，根据我所听到的学者的高见，阐发一点自己受益之后的想法。 

　　首先谈谈关于秦汉文化在当今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觉得，秦汉给中国这块土地，给中华民族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统一。统一自始皇始，完成于汉代的早期。高祖没有最后完成，因为，他必须从诸侯分封制逐渐过渡到始皇所设计的郡县制。始皇就是过于急，把承袭了几百年的贵族的权力全部褫夺，再加上过度地使用民力，以及只讲法不讲德的残暴统治，所以造成了倾覆。于是刘邦就采取了臣下的建议，先封异姓王，可是，异姓王封多了就会尾大不掉，同姓王封多了，也必然会造成贾谊所谓之痛哭流涕者。因此后来就逐渐削藩，直到后来晁错的理想实现以后，这才皇权稳定。皇权稳定就是国家的一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并且强化了在中国人心里国家应该一统的观念。此其功不在小。我们生活在统一的国家里太久了，久而不闻其香，没有对比，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应该更能深刻体会统一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辉煌。这种统一的观念，并非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天启论熏陶成的，而是中国人经验的总结。武王伐纣以后，建立了相对强大的周王朝。后来，由于周只靠神权，嫡子独享神权的专利，同姓诸侯之间和王室以叔侄相称，异姓以甥舅相称，完全凭着血缘来形成王国的统治系统。久而久之，出现了分崩离析。西周到东周的衰落，这是始皇所得出结论的背景，所给予他的启示。因而，嬴政“一统”的设计，从某种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统记忆的恢复，折射出炎黄子孙的政治取向。所以，山东六国，在经过了刘项之争以后，还是接受了一统的局面，这是因为，一统则国兴，一统则人和。这一点，从周开始，就明确地渗透在所有人的心中。那么，始皇不过就是把炎黄子孙的这种思旧之梦，以新的形式再现于现实。当然，如果我们再追远的话，尧舜何尝不是“和谐万邦”啊！何尝不是一统的思想啊！但是有文字的记载，以文字来传承，以文字来宣传一统思想，还应该说是从周正式开始的。 

　　第二，秦汉两朝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礼仪的、艺术的遗产太丰厚了。在座的专家都是各个领域的翘楚，我作为一个只懂得一些训诂学的书生，在各位面前不敢信口涉足其他领域。我只想说，他们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血亲的继承给斩断了。刚才有的小组介绍讨论情况的时候说，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已经有朴素的民主的萌芽了，这一点不要看轻了。西方当然不能和我们的秦汉比，那个时候，英伦三岛还没有形成文明，日耳曼还被称为“蛮人”，甚至连被称为蛮人的记录都没有。单说中世纪前后，英王以血缘来继承王权、统治权，是从罗马教皇那里要回了主权之后开始的，一直到工业革命成功。而我们这种血缘政治之线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就已经斩断了，这就是有的教授所提到的郡县制的建立。这件事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类的政治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汤恩比先生说，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稳定的国家。他分析了中国超稳定的种种原因，但是却没有强调从血亲继承的统治到郡县制的建立这个质的变化所起到的伟大作用。当然，皇子皇孙仍然有特权，但是朝廷的大事，在多数时间里是由朝臣集体研究决定的。种种名目的设立，从相国（后称宰相），到六卿，发展到后来的六部，以及从汉代兴起的科举，到隋代的精密化、唐代的完善化，造就了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同意钱穆先生所说，中国自秦以后就不是“封建”社会了，因为封建的原意是分土裂田，分封诸侯。当然，话又说回来，钱穆先生有一点书呆子气，因为政治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地主经济制度，借用了周代的“封建”二字，已经不是它的“原教旨”。我想钱老的意思在于说，平民干政，集体决定，摆脱血亲，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钱穆先生真是一针见血。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嬴政是一个传统的反叛者。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后宫那么多的嫔妃皇子，始皇眼看自己的这些儿子在他的制度下即使封王也是个虚的，只是混吃混喝混睡，地方的职权在郡守和县令手中。作为中国人，继承是大事情，所以晚辈要慎终追远，作为长辈总要给后人留下什么。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帝王，虽然没有论文和宣言，但是他用行动进行改革，把天下交给了平民出身的官员去掌管，只让后宫享受侈糜的生活，远比我们今天很多的有钱人都伟大。这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珍惜的遗产？那么，对于嬴秦和刘汉，我在开幕式上说过，过去，时间给这两个朝代的很多事件蒙上了尘霾，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议上有很多教授，用另外的语言和我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这就是我们对秦汉研究得不够，研究得太简单。 

　　我说出刚才这两点来，也不过是抛砖的意思。这两个朝代的文化还有待开掘。但是我们研究起来会有很多困难，因为历史留给后人的，都是骨架，血肉只残存在后人挖掘的文物和草根阶层的生活当中。比如，今天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先生送给我关于咸阳民俗的论著，我边听小组发言边翻了翻，书里记载的很多民俗如果溯源的话，可能还是两千年前的风俗。这些恐怕也是一些历史的记忆，也是过去时的事情的标记。无论是秦皇还是汉武，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跟谁议论过，决策的过程如何，决策之后，某县某村里的农民生活起了什么变化，有什么反应，现在我们一概不知。因此，无论是从审美的角度，还是从解释学的角度，都可以说我们已经无法复原当时的一切，我们只能够把握宏观，观察历史的走向和历史人物在时空当中所留下的痕迹。因此我希望关于秦汉文化本身和秦汉文化中的宝藏，哪些可以对我们今人有所启示，来导引我们面对未来的生活，还要深入研究。而且我建议，不能把这种研究全都委托给史学家，实际上从哲学、从文化学等等方面都可以入手。这是我想就秦汉文化这个议题所作的一点补充。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讨论得更为热烈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合文化。我个人是这样看和合文化的：“和合”这个词是后人概括的，但是“和”与“合”，一个平声字，一个入声字，凑在一起成为一个词，体现了早就存在于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的“和”与“合”。因此，它是中国人“处事”哲学的总结。这个“事”，不仅仅是人事的“事”，也兼指世界的“世”。为什么我们如此珍爱和珍惜和合？我认为，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当人类可以在太空遨游、可细微到观察基因变化的时候，如果反思的话，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合是主观与客观存在的规律。它是结果，也是过程，但不是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状态。换句话说，和合是我们追寻的目标，我们不断地提高和合的水平，同时，又不断受到对和合的挑战。在会上，有的先生敏锐而且尖锐地提出，中国人追求和合，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战乱，和合到底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我的回答是：是！由于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们缺乏民族文化的自觉，因此这种和合的理念、和合的信仰、和合的习惯，只潜在于人们的日常学习和工作当中，没有形成自觉。现在请允许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比较有发言权，就是关于长城，这也是秦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我有点发言权？因为我是中国长城学会的会长，既然要领导这个学会，要做很多保护长城、宣传长城的事情，我就必须学习、思考。

　　历来人们认为，长城是秦始皇的暴政，这的确是修筑长城的一个方面；可是它的另一面，有人说，这是中华民族自我封闭的开始。我的答案是：非也。今天，用先进的航拍和遥测技术，拍摄了整个长城的地形地貌和它的走向，以及一些已经倒塌不见痕迹、埋在土里面的遗迹，经过专家多方研究发现，中国的长城——我指的是起于六国，由秦始皇连接起来而形成的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到嘉峪关的长城，不包括六国长城的残存，如山东的齐长城、河北的燕长城——恰好处于一个降雨量的等分线上。在古代的原始耕作时期，长城以北不适于农业耕作，只适于畜牧，而长城以南，就适于农田的耕作，因此长城意在防匈奴，实际上保护的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在北方所受到的威胁是什么？是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的特质，要求第一是稳定，第二要和睦。大家都知道，《诗经》上不只一次谈到耦耕，二人共同踩一个耜，挖土。试想两个人打起架来了，木头铲子能插进陕西这个土吗？同时，千耦并作，实际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一起来耕田。农业要修水利，一家一户行吗？需要整个部族或宗族的集体劳动。这就需要和谐，不和谐什么也干不成。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不稳定，什么都做不成。农耕文化还要求继承：土地要儿孙继承；宝贵的木头的、青铜的、铁的农具要继承；农耕技术要继承。由于有这几种要求，农业发展了，但是人变得软弱了，骑射不行了。而游牧民族的特质是逐水草而居，不打仗也是流动的，因此没有对故土的眷恋；同时放牧都是个体的，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所放牧的马与牛的数量有个极限，超过了这个数量，就要分家；放牧没有多少精密的劳动技术可言，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在羊群里转，如何接羔，如何挤奶，如何抡鞭，如何赶狼，很容易就学会了。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父亲就要分一批牛羊让下一代另起炉灶，这在《圣经》的旧约上有很生动的记载。游牧提供给人类的生活资料都有什么呢？有肉，有骨，有皮毛，有血，还有奶，但是，如果想要熟食，想在季节变换的时候穿得暖一些，就不行了。而邻居农耕民族又有丝，又有麻，又有盐，又有木制、铜制、铁制的工具，于是骑上马，往南部抢掠一空。他是游牧的，不居留，可以抢完就呼啸而去。因此长城就是把游牧与农耕民族隔离开，保护了农耕。

　　这是对游牧文化的断绝吗？不，正是由于这种地面上、空间上的隔离，激发了人类的一种本能，由能够抢农耕民族的东西，变成羡慕，由羡慕变成学习，于是促进了游牧民族的转化。同时，长城是隔而不绝，沿线的若干关口，两边设立了“互市”场所，今天在山西、陕西一带，还保留着这种茶马互市的痕迹。两边的物流人流乃至通婚，使得游牧民族也在逐步提高。因此，长城所象征的，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归根结蒂，不是对胡人、对异族的赶尽杀绝，而是我发展我的，你发展你的，同时相互交流。但是由于农耕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一种高级文化，所以它有吸引力，有感召力，于是在中国现今的领域里，北方的游牧民族渐渐地就被同化了。设想如果始皇不补修这条长城，任北方的从匈奴、鲜卑到女真、蒙古的铁骑肆意在中国长城以南的大地上游荡，可能我们的历史要倒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有可能我们也像日耳曼一样，在历史上就不被称为华人，而称为蛮人。所以我认为，修长城表面上是隔开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实际上正是和合文化的体现。

　　第二个例子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还是想说，那就是中医。中医本身，就是和合文化最深的体现。首先，它把人看成整体，其次把人与周围的环境，包括季节、地域、气候这些每天都在影响人体的因素，全都有机地连在一起，换句话说是“天人合一”。因此，有些医生下药都有讲究，什么药一定是某地产的，川芎、贝母一定是四川的，党参一定要山西长治的，是几月份采摘的，是研磨、咂碎，还是完整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什么？在他眼里这是一个完整的物，这个物和整个的混沌是联系在一起的，治其一点要考虑其他。因此吃中药，除了砒霜，都没有后遗症，也无须做过敏试验。同时，在下药的时候，君臣佐使相配，也是一个整体。这个药，在祛害的同时，用普通话说就可能让你上火，但是再配上一味药，就抵消了，还可以顺气，这也是一个整体观念。西方的医学从中世纪过后，医学从修道院分离出来，逐步走向分化，于是看头的不懂脚，看手的不懂腰，一味地细化，而且现在还没达到终极阶段，还要再细下去。可是西方的医学家、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他们走了半天，失去了整体。回过头一看，原来东方在生物学上、在医学上早有整体的观念存在，这就是中国的医学。举个例子，最近北京引进了几台最先进的仪器，叫PAT-CT，我曾经做过一次。向人体注射一种放射性物质，进去一扫描，两毫米的癌细胞结点都能发现。于是很多人都去做了。最后发现不能再做了，做了没用。因为做一百个人，多半有癌。于是动手术、吃药、化疗，最后有一半人死了，其中不少是吓死的。其实人身上各种病，包括癌症，有30%是可以自愈的，不吃药、不打针就可以慢慢痊愈。这当中精神、情绪起了很大作用。身与心又是一个整体。中医不就是和合文化的具体例证吗？我这里要说，我们过去对和合文化有所认识，今天认识得更加清晰了，我们也更加热爱这种文化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我在第二届研讨会上所说的昂格鲁—萨克逊文化。这个文化的特点，不是和合，是永远一分为二，就是有的教授所提出的二元论。二元论的结果，就是人与人是二元的，因此产生对立与抗争；族群与族群是对立的，国与国是对立的，主观与客观是对立的，我与非我是对立的。因此近些年有些西方哲学家提出来，我们不要提“我与他”，应该提“我与你”。他是外物，是对立的，你是伙伴。这是想对二元论进行挽救。

　　在人生处事上，由于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强调自律，也就是道德的规范，君子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而在西方的理念上，重他律，最早的他律就是摩西十戒，就是背上原罪的包袱。到了近代社会，就是法律。法是必要的，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比较欠缺的。但是诚如有的教授所说，只靠法，恐怕就会再现像新奥尔良那样的事情，遇到了灾害，我不救你，你不救我，法律无法惩办。如果有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就可能不顾一切地去抢救他人。我前几天在想，新奥尔良的灾害和1998年长江、松花江同时发大水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是“我觉得”对比鲜明，而是客观就存在着一种优劣的差别。我们讲究修齐治平，讲究知行合一。现在很多西方学者指出，目前在西方流行的一些现代性的行为，背离了启蒙时期思想家的教诲，那就是白天忠于自己的单位、组织或企业，努力工作，晚上就完全属于自己，可以放任自己，甚至放纵自己。他们不是君子慎独，而是君子独纵。其结果，人成为两面人。但是又有原罪这把宝剑在头顶上，隐隐约约地还残存在人们心里，怎么办？就去救赎。如何救赎？从前提倡苦行，现在不必了，按照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权威的教导，拼命地挣钱、不择手段地挣钱就是对原罪的救赎，赚了钱就拼命地消费，包括救济穷人、捐给教会和学校，又是救赎。年轻的时候可以杀人越货，到临终的时候，把我两亿的资产捐献给大学，就可以上天堂找上帝去了。这样的话，社会何以得到安宁，何以人人得到幸福？ 

　　在这样一个参照物的对比下，我们尤其觉得和合文化的可贵。当然，理念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三千年前的哲人们提出的种种理念，很多至今没有实现。今天，更多的学者专家提出种种理念，在我们会上也提出了很多。我相信，有的千年以后恐怕也无法实现，但正是因为有这些理念，鼓励人们不断地进取，所以社会才能进步，人类才能进步。 

　　和合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追求。大家讨论和合的理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实大家想，《周易》里何尝不是和合，《礼运篇》中“大同”的提出，是不是和合？但是要从经学、从一种道德之学提升到哲学，提升到政治奋斗的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不断咀嚼、不断体味、不断反思，最后达到理念的升华，达到文化的自觉。 

　　我也同意有的学者所说的，我们对于和合文化的研究刚刚开始，诚如昨天王石先生所说，我们在很多领域有涉足，但是没有破题。我的感觉是，我们对和合文化的研究现在基本上还停留在孤立研究的阶段，停留在从中国的典籍、中国的文化中论证和合本体，论证和合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等等。这次会上有位先生把伊甸园和桃花源进行对比，我认为就是开始走出孤立的状态，站在和合的立场上观察世界上各大文明，以及将原始的文明与我们进行对照。其实这个道理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也可能对照后发现我们的和合里头也有不足，那中华民族就把人家好的吸收进来，改进就是了。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静态上。和合理念从萌芽——我想“和谐万邦”就是它的萌芽——经过三十多个朝代直到今天，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变异，这个是动态的过程。对过去的动态，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我们也缺乏思考。我想在今后的研讨当中，应该逐步深入。这里也有一个我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在这次会上也有学者提出来了：你讲和，但是人家不跟你讲和，刀放在脖子上，还讲和吗？我想事物不是只有一面的，既然和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中华民族自然懂得从此岸达到彼岸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干扰，也应该回应，也应该对付，这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请注意，是兵来我挡，水来我掩，长城就是个例子。我们的古人早就醒悟到了，比如孔子是最温良恭俭让的，但是当他的弟子背叛他的学说，走向另一条路的时候，他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也要讨伐的。但是这种东西不经常用，尽量以我的文德，以我的和合争取达到圆融的境地。因此，专讲兵法的孙子也说：“兵者不祥之气，非君子之气，不得已而用之。”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这绝不是给自己脸上抹彩，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遗教和著作，已经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了，铭刻在我们心里了。 

　　在这次会上，很多学者也谈到会议名称的前几个字——“海峡两岸”，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海峡两岸还在隔海相望。我想，抛开政治和其他方面，就文化而言，海峡两岸的学者都面临着历史的两个嘱托，也是两个现实的共同的任务，我想谈出来，征求一下海峡两岸学者的意见。

　　第一，以中华文化扼制“台独”，扼制和抵消它“去中国化”的种种倒行逆施。这一点我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不断地在两岸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去中国化”就越发显得无能为力。第二，要发展中华文化，并用它来陶冶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青年。诚如有些学者在小组会上所说的，海峡两岸的青年目前都面临着，或者说身陷于同样的状态。他们中的一些人都变成了飘移的族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看不到读书奋斗的目标，一味地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价值。不仅仅台湾的青年对于祖国的认同在削弱，就是大陆的一些青年也不见得就以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而自豪，也可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认同他国。

　　海峡两岸的年轻人都喜欢过洋节——情人节、圣诞节、复活节等等，我们作为长者常常是可以包容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追求，但是它反映的是一种情感、认识、理念的偏移。现在的青年人缺乏必要的理性引导，常常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商家走。我希望我们除在研讨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今后还能通过自己的论著、教学、呐喊，给青年人以正确的导引。

　　我相信，盲目追随“现代化”，有年龄段的特征，当他们十六七岁正所谓花季的时候，自然希望自己的生命之花开得鲜艳，但是没想到开得过早，花期不长。当受粉、结果的时候，也就是娶妻、嫁人、生子，要过日常的油盐酱醋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新新人类，还和我们一样是旧人类，因为人类的进化是以万年、以亿年计的，不是三朝五载能改变的。现在正是用人之秋，但他们最好的年龄可能被耽误了。让我们的孩子早一点懂事，懂得自己的祖国是多么可爱，懂得中国的文化多么可贵，早一点走上正路，这是他个人之幸，也是民族之幸。我想我们海峡两岸的学人应该把这个责任真正地承担起来。承担起这个任务，有很多事情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我们的学识、以我们的目光，来对今天的社会、今天世界的走势，有一个比青年人更清醒、更理性的看法。

　　我在开幕式上说，我们姑且抛开学者们对于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化主义、后现代化定义的争论，因为我们对现代已有共识。我想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和现代化，并非彼现代和现代化。“现代”这个词是在启蒙运动的时候提出来，相对于中世纪的那种宗教统治，因为启蒙之后现代科技和工业已经开始有了萌芽。等正式进入工业化之后，现代就明确了，这时候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向世人开列了一系列的支票，这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而且告诉我们，只要依靠科技，发展工业和资本，上帝的子民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肤色、知识高低，大家都携着手，一起走进天国。经过17、18世纪，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开始有人提出疑问，怎么这种现代化的许诺没有一个实现？但是当时这种声音还微弱。进入到20世纪，特别是60~70年代，质疑的人就更多了，于是就开始反思，于是刚才我所说的一系列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而这些概念提出来以后，争议最大的就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尽管它是从艺术领域、从审美角度先提出来的，但是已经波及哲学、史学等等领域。我是这方面的外行，但是就我所知，无论是所谓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现在又提出的反后现代主义，都提出了种种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问题提出来了，这些学者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可是从他们提出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领悟：他们所提出的碎片式的种种的企盼，原来都是追求一个和合，追求一个整体。因此，有的后现代主义者把汤恩比先生也算做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他不过是在他的著作里第一个提出“后现代”这个词。当人们发现启蒙思想家所开的支票没有兑现也不可能兑现的时候，就要转向东方，观照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事情，把现代化的建设等同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等的现代化。现代化等同于新，而新的东西未必就是好东西，比如艾滋病。他们也不懂得美国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现代有五副面孔，这就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而且提出的人（卡林内斯库）还说，现代化可能是它的第六副面孔。是不是它还有更多的面孔？也许它只有一副面孔，也许它根本没有面孔。后现代主义是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和逆反，所以西方在反思所走过的道路，而且指出了它的痼疾。我们的年轻人还在把那些病菌疮痂甚至砒霜当成糖果一样吞下去。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告诉他们：吃东西要选择。为了下一次能够延续讨论这个问题，也为了表示我对大家所发表的宏论的消化，我作了刚才的些许补充。在座各位都是专家，都是翘楚，所说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我讲话的主体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我还想就两个问题作些说明。 

　　第一，大家觉得两天的讨论时间短了一点，意犹未尽。对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叶圣陶研究会的领导是有苦衷的，我们可以讨论三天，但是咸阳可看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会议延长到三天，只有一天去看看走走，学者会提出另外一种意见，为什么讨论那么长，看得这么少？当然看两天，也是浮光掠影，只看到冰山一角。我曾经在小组会上说过，即使大家什么都不讨论，来这里看一个星期，也不过看一鳞半爪。陕西太可爱了，文化积淀太厚太多，所以斟酌来斟酌去，我们决定讨论两天，参观两天。当然有的先生想在这里继续考察参观，可以再留下来。这是我要向大家致歉又不致歉的。 

　　第二，第四次研讨会，作为我个人，希望明年就举行，来兑现去年我对台湾学者的承诺：一年举行一次。会议地点目前有几个地方在争取我们去，我个人比较倾向到福建去，这样台湾朋友来去方便，同时有很多台湾朋友祖籍就在福建，虽然也曾去祭祖扫墓，但是借这次机会还可以再次会会亲朋好友。但目前还没有定，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决定权在两位会长身上。会议时间也需要斟酌，最好是大家课少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教授，要给学生授课。 

　　最后我想僭越一下，代表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也代表所有与会专家学者，代表远道而来的台湾学者，向会议承办方咸阳市政府，向所有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幕前的，幕后的，包括咸阳的交通警察，都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