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26 11:57 来源:中国台湾网 字号:小 中 大 转发 打印
所谓“和合”,是指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事物的协调、结合、统一、发展,这样的思维模式称为和合思想。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克相生、矛盾统一、协调发展,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和整体系统观念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实现文化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以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和合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合”的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因此,它体现着中国思想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体现形式。
中国古代对“和合”有很多论述。如《周易》:“保合太和。”《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管子》:“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吕氏春秋》:“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淮南子》:“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春秋繁露》:“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
和衷共济、兼容并包、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许多人所熟知的成语,都有和合、和谐、协调的含义;一团和气、和气生财、和睦相处、和则两利、和颜悦色、家和万事兴等词汇也无不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和合精神。“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强调协调的作用,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和合”的前提是有容乃大的胸怀,容忍对事物的不同看法。相互间的合作需要的是“和而不同”的态度,而绝非要将不同观点的人都一棍子打死。没有了有容乃大的精神,也就丧失了合作的前提。
“和”就是并存的对立的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而达到平衡协调,这是推动事物发展和产生新质的根本。“和”指和谐、和睦、和平、祥和等,“合”指融合、联合、结合、合作等;“和”、“合”联用,就更强调了协调、团结、融通、凝聚的含义。“和合”是以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事物的差别与矛盾为前提的,追求矛盾统一为“和”,以无差别的同一为“同”。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多种多样异质异形的成分并存对立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成分在矛盾共同体中相互作用、制约,相克相生,相辅相成,交感转化,达到相对平衡协调状态,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和多元一体。这就是“和合”。
文化和合是指文化中或文化间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并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以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和首要价值。
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它体现的不是单个学派的理论。“和合”蕴涵着不同事物及其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的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点,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发展。和合思想所揭示的内涵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面的统一性”是一致的,它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相互吸引、相互结合的趋势。
和合思想体现了朴素的整体辩证法与系统整体观。在各家各派对和合思想不同的内涵和附加中,我们可以从多样性中抽出一个共同的合理内核。一方面,它积极看待差异、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和合”并不等同,也不是否认矛盾,而是通过矛盾的克服,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即和合状态。从这点上说,和合思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可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力,从而为科学发展观所涵纳。中华和合思想强调将事物联系起来作统一整体的理解,是一种东方式的整体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们将这种整体系统和合观加以升华、科学化,在实践中就可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人类一旦离开了共处,也就不复存在,这就是在“和而不同”中共处。不能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人,搞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中华和合思想表现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文化宽容精神,有助于开放的、同情的文化襟怀的形成,有助于接纳其他文明。
综上所述,和合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弘扬中华和合思想,有助于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从而更好地化解各种矛盾、冲突,保证我国现代文化的顺利发展。和合是最佳、最优化的文化选择,因为融突而和合,对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有内驱的动力。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和合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就可使中华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二、和合思想与先进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和而不同”思想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在强调“和谐”的同时,坚持“有异”(不同)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和谐”是包容了“异”的“和谐”,而不是排斥“异”的“同一”。和合思想承认多样性和差异性,重视通过和谐达到最优。
“和合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异形、异质、多种成分、多种因素的协调、结合与统一。也可称之为多的协调、多的结合、多的统一,称之为一和多的结合。“和合”和“一多”是中国很重要的民族智慧、独有的文化理念。中国古代提出的“协和万邦”,也可以说是追求人类大同、人类的和合。《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后世儒家学者所说的“民胞物与”,都是中华和合思想倡导的协调思想及和谐意识。
“和为贵”强调多元共处,但同时也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其实质来说,体现了一种宽容精神。它主张“善解能容”,强调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和群体都是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不应当相互排斥,而应当彼此尊重、保持特色、共同进步。因此,和谐不仅不消灭差异,而且鼓励差异的合法存在,通过差异的比较和交融,以达到新的和谐。和谐不是静止,而是通过和解和化合而获致新的进步。
和合思想所倡导的和合思维超越了单纯求同或求异的思维,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文化诸多矛盾有启发意义。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使学术领域有一种自由、民主的氛围和空间。“双百”方针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绝不能对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另一方面,要消除学术领域的官僚主义和霸道作风,反对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学术自由需要落实人才强国战略,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形成一种识才、用才、爱才、聚才,知人善任、广纳群贤的机制,从而开创人才辈出的局面,为建设先进文化提供强大的生力军,使先进文化的发展始终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
建设先进文化,坚持“双百”方针,还要实现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是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当是姹紫嫣红的;人民群众的主体文化是昂扬向上的,文化结构也应当以崇高为主要审美形态。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都应当是必须始终唱响的文化建设主旋律。满足人民群众的多种文化需要,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应当始终是文化建设多样性的内在要求。要努力形成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生机盎然、活力四射的文化发展局面。
以和合文化的精神,以有容乃大的胸怀,求同存异,以保证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而不同”,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和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这也就是说,“和谐”(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是目的,但“和谐”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谐”。“和谐”不是“同”,因为“同”泯灭了事物个性,是不可能达到“和谐”境界的。由是可知,“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
三、和合思想与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传统文化观
弘扬中华和合思想,不是复古。我们要把弘扬和合思想与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中华和合思想,应是绚丽多彩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遵循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用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来审视历史文化传统,经过认真科学的分析、严格审慎的过滤,使优秀传统文化熔铸到时代精神中去,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坚决批判和清除阻碍先进文化建设的旧的观念和意识。在继承传统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既不一概否认传统,防止背离优秀的传统,又不完全承袭传统,防止成为传统的奴隶。
文化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延续脉络。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已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全面而深刻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并通过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力量,进而增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离开对传统文化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的继承和改造,发展先进文化就会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因此,维护文化的民族性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前提。
从和合思想看,先进文化建设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立足现代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换。现实社会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由于长期受“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或偏向颂古讽今,或偏向是今非古,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从和合思想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顺序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反映。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
机械地对待传统文化,“财富”也会变为“包袱”;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就可能化“包袱”为“财富”,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必须注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这是先进文化的生命之源。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开拓和进取,创造与升华,是先进文化永恒的探求主题。文化的繁荣,依赖于民族创新观念的形成和文化创新力度的提高。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力量。我们要克服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要有不落俗套、不趋雷同、不甘平庸的创新意识,为文化创新作贡献。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保持文化的先进性,使社会主义文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和合思想与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外国文化观
当代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冲突。和合思想倡导积极化解文化冲突而不是掩盖文化冲突,更不是崇尚文化冲突。和合是比稳定更高的状态。和合思想为处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提供了重要启迪。弘扬中华和合思想,符合世界“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主流。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冲突的辩证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存在与发展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与世隔绝的。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发生经济文化上的接触和交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融会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开放性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正是世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激荡,才使先进文化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先进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将更为凸显。
从世界形势看,科学技术的进步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面貌。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各地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我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即国际上的“和合”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总之,中华民族世代企求的“和合”的社会理想,正在社会主义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以及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实践中真正得到全面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要强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协调、和谐、并存、共生;要提倡对话而不对抗,交流而不交战;要提倡“和合”,提倡“和而不同”。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要有文化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极化,才有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因此,弘扬中华和合思想,对世界的全球化、现代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面向世界的文化,是在继承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世界先进文化之集大成。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把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文化成果,以建设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包容所有文化之精华的中国先进文化。当然,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依据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坚持中华民族自尊自立的伟大品格,坚持“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等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又要抵制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式的拿来主义。
综上所述,在借鉴吸收中华和合思想、肯定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的同时,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本土化、一元与多元等多方面的关系,使中华民族文化既能与时俱进,融入时代和世界潮流,又能保持民族特性,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只有正确面对挑战,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创造性地继承和合思想,进一步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新的航道。(作者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文献
[1]杨立新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周义、徐志红编著:《中西文化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张立文著:《和合学概论》上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华孔子学会编:《儒学与现代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