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建伟：谈中医文化

　　什么叫中医？大致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中”即中等之意，“中医”即中等医生。唐代孙思邈所撰《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第二种解释：“中”，音zhòng，即符合之意，“中医”即符合医理。《汉书·艺文志》曰：“（庸医）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意思是说，若让庸医治病，反而越治越坏，即我们现代常说的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这种情况不如不治，不治反而符合医理。在《备急千金要方》里保存了古印度佛教医学的学说：人体有自我修复功能，一些病可以“不治自愈”，但有一些病“须治而愈”，还有一些病“虽治难愈”，比如慢性肝病，经过长期的治疗，病情还是会发展、变化，再有一些病就是“真死不治”，如张仲景《伤寒论》里就有多条“死不治”的条文。第三种解释：“中医”即指中国医学、祖国医学，亦即国医，与西洋医学相对而言。现代所谓“中医”，即取第三种解释。 

　　什么是文化？“文化”即文治和教化，谓以文章教化施政治民。汉代刘向在《说苑》里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当今“文化”，概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从炎帝开始上下五千年，中医文化从有文字记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但真正有中医理论价值的最早著作是《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一般认为该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记载了大量的中医药文化。首先，它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确是真知灼见。《黄帝内经·素问》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段话明确说明了“治未病”的道理。又如：“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这段话则体现了古人高度重视人体内环境，认为内因是发病的决定因素，并要求“治病必求于本”，即要抓住疾病的本质。 

　　《黄帝内经》讲人与天地相应：“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说，人是应天地四时规律而生，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现代科学技术是发达了，但是对人身这个小宇宙，大部分还是没弄明白。美国算是科技发达的国家，但其国民的平均寿命也就七十多岁，许多病也治不了，所以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中医治病首先强调治病留人，不能专事攻伐，所以《黄帝内经》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凡药皆有偏性，以药之偏纠病之偏，不能过剂伤正，要重视食疗调养。中医药确实是一个宝库，应该深入挖掘，不能视而不见。 

　　东汉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后世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我建议学医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下《伤寒杂病论·序》。张仲景在这篇序言中说了学医的目的：“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这也应该是我们学医的目的，学医者应该身怀忠孝仁爱之心而自利利他。张仲景还说明了治学方法，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论》共22篇113方，《金匮要略》共25篇262方，它们都是经过“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积累前人经验而集大成者！我再提一下唐代医家孙思邈，他出生于公元652年,写《备急千金要方》时已70岁，他在100岁时又写成了《千金翼方》。为何题名为“千金”？孙思邈在序言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名“千金”。他在卷一《大医精诚》中说：“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当医生，对业务要“精勤”，要博览群书。中医书籍很多，古人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即“出则汗马牛，入则充栋宇”，学无止境啊。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还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乃仁术，仁者爱人，欠缺仁爱之心的人，很难在医学上有所建树。我们现在许多医生心态比较浮躁，对做学问不利。孙思邈通达儒、释、道三教，集诸家秘要，且吸取了大量古印度医药学精华为我所用，如耆婆方、诃黎勒等。其《备急千金要方》载方5 300余首，《千金翼方》载方2 000余首。由此可见，集各家所长为我所用，一直是中医文化的一大特点。 

　　以上这些优秀的传统，历代医家都继承下来了。如民国时期宁波的医家范文甫自书春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他对贫者施医赠药，行医数十年，家无余资。范文甫的学生魏长春生前是浙江省中医院的副院长，他每诊一病，均留方底，随时总结，寻找短处，细心研究，反复推敲。魏长春在民国时期就记录了几十例失治病案，总结经验教训，出版了《魏氏失治案记实录》。他说：“志在阐明学术，不惜自暴其短，知我罪我，在所不计。”魏老胸怀坦荡啊！现代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临终前对儿子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所以，我们读书必须要与临床相结合，学以致用。 

　　明代医家陈实功著《外科正宗》，其中有“医家十要”：“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交接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视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清朝程国彭著《医学心悟》曰：“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我的老师岳美中先生也这样教导我：搞学问就要潜下心来，就要甘愿坐冷板凳。浙江籍的名医施今墨先生学医时也很艰难，曾乔装学医。他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学术造诣深，就乔装病人，多次前往丁氏诊所，仔细观察丁氏诊病过程，很受启发。后来，施今墨先生在他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里，就以丁甘仁医案为教材，亲自教授。丁甘仁先生虽已是名医，但他仍是白天忙于诊病，晚上常常读书至深夜，背诵《医宗金鉴》等古书。他有几个得意门生，如秦伯未、章次公等。秦伯未著有《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他在该书序言中说：“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要成名医，必须学养深厚，传统的文史哲都要学，与医学能相得益彰。因为要学的东西多，中医相对其他行业成名就晚，50岁能成名就算早了。岳美中先生就曾劝导我要多学哲学，我到近年才悟出学好哲学，医学才能提升到更高的高度的道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就是立足于道家哲学。章次公也很重视人文修养，他曾题字学医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上海中医学院的老院长程门雪拟有名联——“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揭示了名医成才的两条途径，即饱学与多师。求学必须懂得尊师重教，这很重要。我要求我们学校的学生上课一定要起立向老师问好，这一点我在台湾长庚大学医学院中医系上课时，发现该校的学生做得很好。浙江人才辈出，比较早的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他到杭州拜名医罗知悌为师，因罗先生不愿收他，他曾在罗家门口站了几天几夜，一片诚心感动了罗知悌而尽得其真传。绍兴名医曹炳章，读书废寝忘食，终生持之以恒，所制读书卡片有数万张。我在北京中医学院就读首届研究生时，有幸跟了几位名医。任应秋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医理论家，他写的读书卡片有八九万张，仅关于《黄帝内经》的就有一万余张，足见他治学的严谨。他那时给我们上《黄帝内经·素问》，整整半年时间，每个星期一、三、五三天，每天上三个学时。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给我们上《伤寒论》，397条条文，113方，也是花半年时间，每周三天，每天三小时的讲授，真正地引导我们深入学习。 

　　古代医家视著书立说为传承医术之千秋大业。清代喻嘉言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世。”历代医家都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件不朽的事。清代伤寒大家柯韵伯说：“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古代名医著书十分严谨，李时珍用27年时间，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张景岳耗时30年，四易其稿，著成《类经》；张璐十易其稿，著成《张氏医通》。这些都是不朽的佳作。我的老师岳美中先生在书房里挂的对联是：“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他在病榻上常吟诵诗句勉励我，使我很受教育，受用终生！他说做人要像竹子——“未出土前先有节，待穿天后仍虚心”，又说“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无情岁月增是减，有味诗书苦后甜”，这些都是做人、行医的道理啊！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所以，学医必须要精，不精则害人。我经常用这段话来告诫我的学生。中医用药用错了副作用也很严重啊，比如热证用热药、寒证用寒药、虚证用泻药、实证用补药，都会导致严重后果。所以，我并不赞成什么人都来学医，医学教育应该是精英教育。 

　　自古医坛书家多。许多名医都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家，如东晋葛洪，唐代孙思邈，明代王肯堂，清代傅青主，近代的北京肖龙友、上海黄文东、浙江朱古亭等。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也反映一个医生的文化底蕴和学识才华。可惜现在人们电脑用得多，字写得少了，这也是传统文化丢失的一面啊！但起码要求“字期清爽，药期共晓”，一张处方总得让别人看得明白。 

　　天下名医儒占多。宋代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据《新安医籍考》，自宋代至清代近八百名医家中，由士、儒而习医者占70％。故有俗语说“秀才学医，笼中抓鸡”，说明儒家学医很有优势。因借儒学研究医理，儒家心存仁爱，道德为本，此乃儒医一大特色。以医名世而留有著述者，十有八九出自儒医，没有儒医就没有中医文化。 

　　名医必然饱学，但也有一些医生不读书，不钻研，腹中空空，不过混口饭吃罢了，学医很难啊！所以有些医家并不想让后世子孙学医，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成才晚，二是学医苦。正如古语所说：“学书费纸，学医费人。”朱丹溪临终时对家人并无嘱咐，唯独对行医的侄儿说了一句：“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可知分量之重！叶天士临终时诫其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昭示了行医之难！所以，成为一个好医师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天资，二是勤奋，三是良师益友，三者缺一不可。 

　　在中医界，好医师也确实受到了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民国初期，孙中山曾和胡汉民来浙江，胡患赤痢，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一剂而愈，孙中山给裘吉生亲笔题词——“救民疾苦”。毛泽东对中医药很推崇，他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他还说：“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毛泽东晚年得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1975年7月23日由杭州籍名医唐由之为其成功实施金针拨白内障术，三日后去掉敷料，毛泽东就能看书了。这项技术我在唐代王焘写的《外台秘要》上看到过，可惜已经基本失传。周恩来对名中医很尊重，他曾对施今墨说：“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我认为，在现代台湾地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史上，不能不提起这两位浙江籍人士。一位是浙江湖州人陈立夫先生，他晚年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为推广中医药文化而殚精竭虑。另一位是浙江苍南人陈紬艺先生，他于1962年主编《革新中医》杂志，1976年创办《大同中医》杂志，1984年又将该杂志更名为《自然疗法》。陈紬艺先生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医道大革命”的号召，特拟定“提倡医道革命，复兴中华文化，促进世界大同”的口号，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目标。1988年4月，两岸开放之初，陈先生亲自到上海、广州两地访问座谈，是海峡两岸中医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中医确实是文化。中医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理论的传统医学，是“致中和”的医学（讲究阴阳气血平衡），是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医学，是治未病的医学。中医的源头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缺少了文化源头，中医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一定要长时期不断坚持研究经典文献，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成就新一代名中医，并且要将中华医学铺轨到世界各地（现在都在讲与世界“接轨”，我认为中医应该是“铺轨”），为中华医学风行世界而努力。我对此很有信心，因为这些年来不断有我国港、台地区及国外的博士生、硕士生来我们这儿学中医，而且很努力，很有成就。中医药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深深植根于我国传统哲学文化，任何学科都无法取代。我们要将中医文化传承下去，让中医走向世界！（作者任职于浙江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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