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跃红：活的传统、移民社会结构与现代化进程

　　一、文化共同体与族群差异 

　　从一般比较文化研究的知识逻辑出发，任何个体和群体的人们在非我的文化地域中生存、交流和发展，其所遭遇的文化壁垒和文化冲突都会较为紧张和突出，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由于许多根本性的文化差异难以弥合，一个文化迥异的异乡人要想融入对方的社会，他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往往无比的严峻。就是在号称文化大熔炉的美国这样典型多文化、多种族的移民社会中，两百多年以来，问题也没有得到最后真正的妥善解决。即使是奥巴马作为“有色群体”的代表成了新一届美国总统，他今后仍旧会要面对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 

　　显然，这并非本文所要关心的重心，但它却是我们发现问题的思考起点。当我们从世界回到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地域之中时，对于多数人而言，我们都会直觉地以为情形可能会好很多，理由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分享着同一个延续几千年的语言、传统和风俗习惯的文化血统，其间各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按理说应该要么自然消解，要么会衰减很多，协调起来、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 

　　然而问题真的如我们想象的这样简单吗？现实的回答恐怕未必竟然。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从现实世界的格局变迁中就能够轻易地发现，在某些悠久的文化共同体内，由于不同族群之间在文化理解上的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和现实利益冲突严重阻碍其自身现代文化融合以及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突出事例举不胜举。如果硬要举例子的话，我们也许可以从已经统一许多年的德国东西部、南北越等地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中去找到一些证据。当然，我们同样也可以从朝鲜半岛的现状中去发现某些问题的困难纠结。 

　　如果说这些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往往由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所造成的矛盾纠缠，从而使得文化传统的问题成为缺席的在场和隐晦不明，那么，还有一类更现实的情况，就是在同一文化传统下，不同时代的群体陆续迁徙到一块土地上，他们身处同一传统文化的想象性共同体中，其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鸿沟也并非突出到不可调和，但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传统的总体核心价值影响力竟然退居幕后甚至缺席，而族群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却异常激烈突出，久久得不到协调和解决，进而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文化的创新以及经济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我们不得不开始追问，为什么传统文化的统摄力量不能在这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志和笼罩性的文化影响？为什么反倒是因迁徙而先后形成的定居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上升成为重要的社会和个人价值选择，其走向有时候竟然与现代文化和民主政治的方向相悖离，或者将其歪曲混淆成为族群壁垒和民粹主义的代言符号，以致制约和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发展进程？如此等等。 

　　很显然，在现代化发展的路途上，我们不仅要解决跨文化的壁垒、差异和冲突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回过头来，认真面对同一文化共同体之内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误读、文化理解和文化的整合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妥善地解决这一文化难题，我们自身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的融合、和谐以及未来发展，都会遭遇到突出的内部文化矛盾的瓶颈。 

　　二、传统的生长性与地域文化结构 

　　为了厘清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重新来理解传统。作为社会的共识，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而一些历史悠久、绵延不断的古老文化由于史上的机遇和能力，曾经构建了自己具有原创性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关键词系统，例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欧美的基督教文化，中近东的伊斯兰教文化，等等。这些个文化对于周边地区和世界都先后造成自身的影响和认同关系场域。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明白，传统和传统文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文物”，它不需要像某些汉学家所做的那样，以考古学的态度，用放大镜和手术刀去解剖。传统是活的存在形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躯体中从古流淌至今并且必将流向未来的“文化血液”，它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就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文化史和学术史研究都告诉我们，他的传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并且陆续不断地生长起来的一种存在。其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外来的和自身地方性的文化都参与了这一历史共创的过程。一方面，在这种文化的多元共创过程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方向，如身心家国天下一统观，如天地君亲师，如忠孝节义，如道，如气，如中庸，如和而不同的理论，种种。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资源多源性和历史久长性，也就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内部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四夷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本次会议集中讨论的闽台文化、客家文化，等等。它们其实都是中华传统文化总属下的地方文化之一种，所以费孝通先生等学者要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一体特性，其论述显然具有很强的统摄意义和说服力。 

　　而具体到这些地方文化，它们除了具有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特征外，同时也因为各自所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而具有它自身的文化特点，例如所谓闽台文化、客家文化的外向性、开放性、危机性和闯荡金山的冒险性意识，很大程度上便是拜其特殊的社会和地理环境所赠，这在西北内陆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这里特别要补充的是，中华传统文化除了具有上述空间上的分布差异外，在一个主要以本源文化移民陆续迁徙形成主体人群的社会中，传统文化的时间差异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需要认真加以考量。以台湾地区为例，在这样一个以不同时代的大陆移民群体为主体的海岛性社会中，鉴于前面所论述的整体传统文化的流动性、生长性和多元一体性，不同时期移民人群带入岛内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容事实上是有所区别的。无论是近古和明清的军垦移民，《马关条约》签订前后的沿海移民，还是内战后期的溃退移民，不同族群所带入、所容涵和所理解的关于传统的价值观念、问题意识和现代性特征就明显不尽相同。譬如具有所谓封建一统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改良的、维新的、革命的性质，等等。 

　　应该说，越是时代往后的移民群体，他们所受到欧风美雨外来文化的影响就越多，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度就越高，危机意识、开放意识和重建中华文化以及国家现代化的意识也就越强。反之则因为闭塞视听，因为缺少主流传统的关怀，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而与主流文化有所疏离。并且由于受到其他外来文化，如日本岛国文化殖民的影响，无形中就会强化地方文化的独立性，有的甚至试图游离出所属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外去。尽管这无疑是一种颠倒了文化主体性、归属性和地方性关系的歧路。 

　　也正因为存在这些差异，才会在文化的误解和误读中出现一些所谓的文化乱象。于是我们也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同是属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之下的沿海文化、闽台文化、客属文化的群体，在台湾地区却一直有那么多的所谓“省籍之争”“族群之争”“党派和宗亲之争”。除了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外，或多或少是与不同群体之间这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接受理解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以及其与现代意识的远近距离有着或是明显，或是隐性潜在的重要关联。而要真正实现未来民族国家的完整建构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就必须面对这些文化上的时空差异，努力消解矛盾，弥合分歧，向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去建构我们的文化凝聚力。 

　　三、核心价值认同与现代性扬弃 

　　既然我们认定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类活的知识传统和文化形态，是一条流动的河流，那么无论是它的主体价值形态的构成，还是所属地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也都难免泥沙俱下、良莠并出，并且存在着与时代发展所不相适应的种种叙述方式。随着时代的演进，主流传统文化自然必须要有新的生长，新的内涵，新的价值认同构成。因为，既有的现代世界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史已经证明，在面向现代社会、面向现代民主政治和面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即使是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向着未来的扬弃生长和现代转化的过程。 

　　具体到各种中华民族的地域性传统文化，譬如闽台文化、客家文化等，不管其存在的是空间向度的价值差异，还是时间向度的认识差异，但它们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也无可回避地、别无选择地要在向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扬弃和现代发展，而不太可能故步自封，自外于时代潮流。 

　　那么，什么是我们地域性文化的正确扬弃方向呢？让我们权且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做“为学曰增，为道曰损”。这里没有搬用老子的意思，而仅仅是借用其中两个字而已。也就是说，无非只有“增”和“损”这两种选择。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只要有助于突出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益于国计民生、人民福祉和能够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我们就应该去主动认同、诠释和强化它的存在价值，丰富它的历史和现实内涵，使其作为传统的现代存在形态发扬光大。而对于那些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地方文化意识、族群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中不利于文化认同，不利于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有碍与现代国际潮流接轨和融合的方面，则不妨有意识地去减损它，消解它，颠覆它。不管它的形成具有何种无奈和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现代性发展的主体潮流进程中，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无足轻重的，是可以放心地交给历史激流冲刷远去之物。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种具有历史进步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才应该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期待。（作者任职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