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佐泉：台湾客家源流考

　　台湾著名学者连横曾强调说过：“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连横著：《台湾通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23页。“闽、粤之族”者，即闽南人和客家人也。东移台湾的客家人，即来自福建省汀州府属的永定、上杭、长汀、宁化、武平等县，广东省嘉应州属的镇平、平远、兴宁、长乐、梅县等县，惠州府属的海丰、陆丰、归善、博罗、长宁、永安、龙川、河源、和平等县，潮州府属的大埔、丰顺、饶平、惠来、潮阳、揭阳、海阳、普宁等县。 

　　客家人何时到台湾？他们为什么和如何去台湾？到台湾的第一批或者第一个客家人是谁？这是研究台湾客家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是台湾客家历史的开端，要从这里开始落笔。然而，这些问题如同客家历史和文化中的许多谜一样，长期以来也是未解之谜。探究这些历史之谜，需要用客家学和台湾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客家人东移台湾、台湾的地理环境及其开发、台湾社会特性及其影响作用等多层次画面一一揭开以后，方能解开客家去台湾的谜底。现仅就粤闽台方志、族谱、民谣等记载，来追溯那古老而又年轻的客家民系部分东移台湾的历史吧！ 

　　先就客家人聚居的闽、粤两省来看：“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布局硙，不惟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崖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方勺撰：《泊宅编》卷3，中华书局1983年版。“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泉州濒海边，半是硗确地，三时劳耕耘，收获尚无几，四体或不勤，将何活老稚，频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真德秀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沿海的福、泉地区尚且如此，地处闽西山区汀州府的客家处境更可想而知了。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云：“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由于山多田少，地少人多，土瘠硗薄，闽西、粤东的客家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再度迁移。 

　　而与闽、粤仅一水之隔的台湾，“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汪大渊撰：《岛夷志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琉球条。。“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地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尔，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而险阻之域也。”高拱乾纂辑：《台湾府志》卷10，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自古以来，台湾地区在广大中国人心目中就是个丰饶富裕的海上仙山，所谓“台湾钱，淹脚目” 黄荣洛著：《渡台悲歌——台湾的开拓与抗争史话》，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封底说明。。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政府消灭郑氏政权，台湾已处一个统一政权的统治之下，距离既近，交通便捷，厦门到台湾“水程十有一更，约六百余里，顺风二日夜可到，非甚远也”周钟瑄纂修：《诸罗县志》卷7《兵防志》，台北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特别是泉州之蚶江与台湾彰化之鹿港对渡，“海道仅四百里，风顺半日可达”赵翼：《论台湾要害》，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4《兵政》。。加上荒地极多，移民一到那里，就不愁找不到土地耕种。而且气候常暖，雨水充足，土壤肥沃，“一岁所获，数倍中土”。《赤嵌集》说：“土壤肥沃，不粪种，粪则穗重而仆，种植后听其自生，惟享坐获，每每数倍内地。”王瑛曾纂修：《凤山县志》卷11。而租赋的负担反较内地为轻。经过二三十年的开拓垦殖，初期所出现的那种“人到辄病，病即死”连横著：《台湾通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9页。的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善。所有这些，对闽、粤客家农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况且，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较为落后，人口稀少，对于闽、粤移民入垦的势力，无法抵御。台湾的原住民，散居于山地或平原，为地道的部落社会，种族繁多，语言互异，没有文字，因此文化较为落后。同时，台湾又处于天灾地变及瘟疫时常发生的地带，所以土著各部落的人口增长速度很慢。因为他们人口不多，又缺乏组织能力，对闽、粤移民的入垦其境，实在无法抵御，于是往日原住民恃以为生的鹿场，就可逐渐地为闽、粤移民所开辟，而变为良田。 

　　就政治方面说，当时封建制度传入台湾地区才不过几十年，当地地主阶级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而劳动人民的分化还不十分明显，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亦未完全确立。清朝政府在台设治未久，机构不全，吏员不足，统治势力所及，仅限于台湾府（今台南市）周围一带，与以郑氏残余势力为代表的当地地主的矛盾尚相当尖锐。台湾又是一个山高、路险、箐深、林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闽、粤移民一登彼岸，就有一个广阔天地可以自由驰骋、任意翱翔。即使有人触犯刑网，得罪势豪，不能在郡县立足，还可以逃匿深山；深山无法藏身，还可以避入“素来不服王化”的“番地”。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同时，清朝政府害怕人民以海外为根据地，重树反清旗帜，严禁人民前往南洋谋生。康熙帝旨谕：“海外如吕宋、噶罗吧（今雅加达）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根。海中东洋，可往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并通令南洋一带的华侨，限三年内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清文献通考》卷297。。“乾隆十四年（1749），有陈倚老者，在爪哇经商致富，挈眷回乡。被镇闽将军、督抚奏报，判发边远充军，全部财产抄没。”《华侨历代开吧事略》。况且，下南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交通不便，绝非易事。 

　　再加上，“由于‘客头’的活跃致使很多人决定来台”。“客头”者，“带路渡者”也。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介绍一个“客头”罗阿亮。参见《清仁宗实录》卷187。 

　　罗家原籍是广东省惠州府陆丰县吉康都河田首甲许山下，先祖来台是十四世祖鹏申公（阿福）和鹏明公（阿亮）两兄弟，于嘉庆三年（1798）渡台，到今苗栗县头份镇。兄鹏申公从事农耕，弟鹏明公则从事“带路”工作，且兼做生意，即回大陆时带去台湾的物产，回台时带回大陆商品。 

　　罗阿亮从事的带路工作，俗称“客头”，所带的人称为“客人”。当时从事这种职业人士的实际状况，因无相关文献可资研究，所以现仍不清楚。清廷统治台湾初期虽有禁令，但渡海来台的人数激增，因之台湾和大陆往来船只也频繁起来，大陆、台湾间的贸易量自然增多，船行（主）为增加搭客而雇人拉客，贸易运货时，顺便也会拉客借以增加收入。此等代人招客的人物，有时人面熟络后，会如罗阿亮般独立作业。清初清廷禁止广东人赴台，所以当时的客家人都是偷偷渡海抵台的，他们的冒险来台更需要“带路”作向导。为了偷偷送人顺利到台，没有较大的组织是很难变成合法的。可以想象的是，解禁后冒险带人偷偷渡台时代的非法组织变成合法后，继续从事这向导工作是应有之事。也许船行（主）和贸易行号也设有此部门负责人，从事有关带路的工作。 

　　在两三百年前治安不好的年代，有大约两三百万人来台，渡台人士为安全起见，常会选择信誉卓著的带路人或行号并写有带路切结书： 

　　渡台带路切结书 

　　立请约人彭瑞澜，今因合家男妇老幼共九人，要往台湾。路途不识，前来请到亲罗亚亮亲带至台湾。当日三面言定，大船银并小船钱总铺插花在内共花边银叁拾壹圆整，其银至大船中一足付完。其路途食用并答小船盘费系澜自己之事。此系二家甘愿，不得加减，口恐无凭，立请约付炤。 

　　批明九人内幼子三人 

　　见请代笔兄瑞清 

　　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五日五时 

　　书上亦明写“请到亲罗亚亮……”，即知罗阿亮和彭瑞澜有“亲”的关系存在，值得信赖。为了路途上的安全，一般人大都会找带路人或同样性质的行号以防意外。如此说来，像现在的旅行社的组织可能存在；当然，像罗阿亮是个人独立作业的，其他专业、兼业之带路人可能也不少。 

　　罗阿亮所带的“客人”，据说大部分都在中港登陆。所以，现今中港溪流域之乡镇，如头份镇、造桥乡、三湾乡、南庄、峨眉乡等，甚至北埔乡可能也有他所带“客人”的子孙散居。黄荣洛著：《渡台悲歌——台湾的开拓与抗争史话》，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9—61页。 

　　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原因，闽、粤无业游民大多将台湾“视为乐土，相率而往者岁数千人”《重纂福建通志》卷58。，“闽广沿海各郡之民无产业家室者，俱冒险而来，以致人民聚集日众”周元文：《申禁无照偷渡客民详稿》。。乾隆三十四年(1769)时，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而渡台者仍源源不绝”《清高宗实录》卷845。。台湾地区的人口数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得以猛增。据统计，康熙初年约有20万，乾隆中叶增至100万。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汉人增至241 217户，2 003 861口。此为闽粤人口迁台的高潮时期。嘉庆十七年(1812)以后，户部《清册》不再有台湾地区的人口统计。但据连横《台湾通史》所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台湾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台湾建省后不久的光绪十三年(1887)统计，人口约三百二十余万。” 

　　客家人大量东移台湾，根据早期有关文献及近人调查资料记载，差不多都在清康熙二十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明郑时代，虽有若干闽西、粤东的客家人曾跟随郑氏的部队入台(如刘国轩)，唯其人数终究不多，其后又都被清朝政府遣回原籍或归清朝后在大陆任官，因此不能视为自动自发的移民。在康熙二十五、二十六年(1686、1687)时，广东省嘉应州属的镇平、平远、兴宁、长乐等县的所谓“四县人”，曾大量跟随一般闽南人之后而赴台。到雍正、乾隆年间为最盛。此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仍不断有客家人迁居台湾。 

　　客家渡台，首推镇平。“按镇邑广袤仅一百里，而山居其七，居之寄台湾为立锥之地者，良以本处无田可种故也。”“邑中地狭民稠。故赴台湾耕佃者十之二三，赴吕宋咖喇吧者十之一。”“台湾故有粤籍学额八名、廪额八名。嘉庆己卯(1819)科，黄骧云中闽省举人，占全省额。闽人诉于大府，奏闻得旨：粤籍每二十人乡试准中一名。粤籍之有举人，自骧云始。”台湾“地土沃饶，畜产蕃孳。置庄者谓之庄家，佃种者谓之场工。邑中贫民往台湾为人作场工，往往三四十年始归，归家尚以青布裹头，望而知为台湾归者”。“按《邑志·名宦志》：镇人以地窄人稠，多就食于台湾。而海防例严、苦无以渡。邑令魏公燕超请于上官并移咨闽省，准镇人给照赴台耕作，每岁资人无箕。”黄钊撰：《石窟一征》卷3《教养》，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康熙帝下诏招兵“平乱”。镇平等县客家人应征赴台。据陈公愚《蕉岭上代来台略记》一文考证：“蕉岭人来台之始。因康熙季年，台湾朱一贵之役，黄冈镇台，奉命渡台‘平乱’，惟该镇仅有兵百余人。乃派员沿韩江上游各县招足千人。所以沿江丰顺、大埔、饶平、梅县、蕉岭、五华及惠之陆丰各处招募。吾蕉青年男子多有武艺，应征求营者百人以上，如南山林姓、黄泥溜下陈姓、塘福岭陈姓。‘平乱’后，有陈硕千封为武威将军，其后代现住屏东竹头角；陈硕扬以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十年(1732)二次‘平台’军功，封为淡水营副总府加千总，其后代现住万峦。”这次入台“平乱’立功者，蕉岭人多达16姓，即刘、李、丘、陈、张、傅、钟、林、谢、赖、涂、何、邓、古、吴、曾。这批由蕉入台“平乱”官兵有的娶当地妇女为妻，有的遣人回乡招亲友来台定居，共同耕作开垦，在台开基繁衍。有陈公愚作《蕉人留台竹枝词》记其事。  

　　又，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重修《镇平县志》所录有关邑人去台的竹枝词有道： 

　　黄昏人未掩柴扉，明月刚看吐半山； 

　　弦索齐鸣檀板碎，开场先唱过台湾。 

　　五月台湾谷价昂，一车闻说十元强； 

　　澎湖风浪今应静，个个迎门待玉郎。 

　　自此亦可见，至乾隆年间，蕉岭县各乡村渡台垦荒的人已是相当普遍，同时也可看出台湾与蕉岭间关系的密切。据《蕉岭乡亲入垦台湾概况》一文介绍：在《屏东县古碑拓贴文集》中，影印了一帧《文宣王祀典引》，该碑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立于屏东县内埔乡昌黎祠观音厅内，碑上具列捐银人士192人，而镇平人士则有138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三。有关姓氏有23个。谢道谋：《蕉岭乡亲入垦台湾概况》，载《台北市蕉岭同乡会会刊》，1980年。又据《台湾区姓氏堂号考》一书所列载的100个大姓中，有丘、何、利、吴、汤、巫、李、林、明、孙、张、徐、涂、许、陈、冯、傅、曾、温、黄、杨、廖、刘、蔡、邓、郑、卢、赖、戴、谢、钟、邝、罗等33姓与蕉岭有关。这些姓氏约占蕉岭原有姓氏的63%。此项资料来自户政事务所的调查，为嘉庆以前东渡台湾传衍至今者。赖雨桐：《蕉岭客家移民开发台湾略论》，见丘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后“因道光丙戌(1826)洪水为灾后，蕉人更多往台以求生活，乃由南移北至苗栗各乡开垦。所以，屏东、苗栗为蕉人来台根据地”陈公愚：《蕉岭上代来台略记》。

　　饶平属广东省潮州府，饶北客家人在“乾、嘉年间，山区各姓氏流赴台湾”邓开颂、余思伟：《客家人在饶平》，广东饶平客属海外联谊会，1993年12月，第136页。，亦有在康熙年间渡台的。 

　　康熙末年，上饶堡詹润还后裔从新竹移卓兰。当时入垦苗栗县卓兰的人很少，开拓成就微不足道。自詹名会、詹时增、詹来琇等人后，入迁卓兰的人便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多了。嘉庆末年，詹其结招集三十六股人，开发卓兰重要水利工程——内湾水圳。内湾水圳位于内湾里，是土著居民聚居之地，移民开发此地时受其强烈抵制。“清光绪十年(1883)，泰雅族四百多人大举袭击卓兰，与卓兰移民发生激战”奚松等：《台中苗栗地区客家人入垦台湾中部地区》，载《汉声》（台北）1990年第24期。，双方死伤惨重。经过詹姓族人几代的冒死开拓，卓兰的老庄、中街、新荣等处，才成为欣欣向荣的经济区。现詹姓族人约占卓兰镇人口的45%。 

　　上饶堡水口社石头乡的林先坤，偕兄林居震于乾隆十四年(1749)入垦台湾莆沙。乾隆二十三年(1758)，林先坤回老家招引大批族人到竹北拓垦。此时他既是业户(通过申请取得大片土地开垦权的人)，又是族长。数百户移民住在一起，边开拓，边建设。“每天早上出门种田的时候首先要开炮，集合大家，然后四五百人一起出发去耕田，中午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开炮，再几百人一起开饭。”瞿海良等：《新竹地区竹北芎林乡潮州客家人》，载《汉声》（台北）1990年第24期。 

　　上饶堡康宾乡张姓族人“多出东土经商，寄籍流寓”⑦《饶平县志》（光绪），点校本，第141页。。从乾隆初至末年的五六十年间，该乡族人死于台湾彰化一带，尸骨抛荒露野的数百具。后族人张显文等倡建丛冢，“计收聚骨骸一百六十七缶”⑦，足见该乡张姓渡台者实属不少。     

　　陈有光是康熙末年上饶籍移民陈智可的第五代孙。陈智可入垦彰化县后，几代人奋力拼搏，到陈有光时，成为彰化永靖地区的富户望族。光绪十年(1883)，陈有光于彰化县永靖区港西村兴建“馀三馆”，并特地回饶平请建筑师傅前往设计施工。由于“馀三馆”构思独特，建筑精美，风格迥异，古朴大方，从建筑风格、镶嵌雕刻到彩绘粉刷都注入粤东和饶平客家韵味，1980年被台湾当局的“内政部”评定为第三级古迹，奚松等：《彰化平原上的福佬客》，载《汉声》（台北）1990年第24期。以台湾地区十大古宅之一的芳名誉播四方，为饶平客家人渡台开拓发展留下了辉煌的物证。 

　　光绪十一年(1884)，饶平詹姓族人于苗栗县卓兰镇兴建詹氏大宗祠，堂号“继述堂”，堂联云： 

　　继起人文，桂馥兰香，永望台疆绵世泽； 

　　述详事业，家风族谱，还从饶邑溯渊源。 

　　也是光绪年间，马岗乡移民第十五代孙张振中受台湾彰化乡亲委托回乡祭祖，并重修祖祠，赐名“永思堂”，祠堂正厅挂彰化乡亲敬送的楠木阴刻楹联两副，其一云： 

　　永怀祖德宗功，惠泽长流千百代； 

　　思念水源木本，精神不隔两重洋。 

　　其内容意境深长，令人回味。张松乐：《饶平移民开发台湾述略》，载《广东史志》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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