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良：全球化思潮下中华文化的再生

　　前言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下，世界经济带动了种种属于全球人类的共同课题，包括人口、生态、资源、环境、文化冲突、区域文化存废、战争、粮食生产等等。换句话说，全球化是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的重要挑战。由于世界经济共同化，使整个世界也成为相互依存的关系，海外投资与跨国公司急速扩张，一方面虽促进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因垄断资产，也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部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 

　　这说明今日全球各地都有一个严肃的抉择：如果不选择与各国接轨以达到全球化，就立即被边缘化，封闭式的生产方式，终将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无法赶上快速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然而，在互动之中又恐怕加速流失本身的历史文化。  

　　今天，“全球化”之下的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或同质文化，更不是以某种文化为独占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因此，寻求一种全球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促进世界各国之合作、互动，又保留各别区域文化、民族特质。透过区域经济整合，成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展现，方是持续发展之道。 

　　（一）“文化”的界定 

　　“文化”一词的英文译文culture，是由德文kultur采借而来，而英语和德语的“文化”则来自拉丁语cultura。拉丁语的cultura原义有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神明崇拜及精神修养等含意。18世纪之后，在西方的语言中，culture才逐渐演化为个人素养、整个社会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的汇集，以及引申为指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等。这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ar），在1871年于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所下的定义。  

　　在此之前，德国人对于“文化”的思考，远比英国、法国为早。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孔（C.Kluckhohn）的说法，由于德国在18、19世纪时政治是若干分散的民族，文化上呈现异质性，而同时期的英、法两国在文化上则显出整体性。基于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促使他们在文化领域上摸索，企图寻求一个文化意识以统一其民族。 至于二氏对“文化”一词的说法，除了上述的意义外，尚有另外二个看法：一是社会的高度价值，一是人类学上所谓的传统或社会遗产。同时认为文化是由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传递，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所谓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活动的决定因素。  

　　由此着眼，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华文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当代中华文化内容却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以泰勒的观点言之，当代的传统文化本有其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社会现实生活为根本。然而自19世纪以来，中国行之已久的旧文化受到外部和自身变革的冲击，却未适应世界工业化而达到现代化的发展。20世纪的战争与政治生态，更使中国人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充分反刍传统与现代文化，以致于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受到多重批判和各种否定性的剖析。 

　　（二）“全球化”理论之思考 

　　“全球化”的历史源头，最早可追溯到早期西方资本主义为推动海外扩张、输出资本而从事的全球性地理探险。1487年葡萄牙人发现非洲好望角，1493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西印度群岛，于是地理大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概念逐渐兴起，其中主要理论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I.Wallersteim）为代表。这一理论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全世界已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国家、地区的经济只不过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世界体系的制约。其分工体系分为“核心”、“半边陲”、“边陲”三个国家等级，各自履行不同的经济职能 。按此理论，一国的经济机能愈强，则影响世界的机能就愈强，最后则由强国主导。以致全球经济、文化或社会生活趋于一体或同质化。 

　　另一派学者则不同意以此种经济还原理论解释全球化现象。这批学者以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为代表，他认为要从文化视角来解释全球化现象，在不同的程度上，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的，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跨学科和用多维方法来对待的问题。 

　　罗伯逊认为全球化是使世人去寻求一种全球的基本原则，在当前迅速的全球化过程中，去寻求一个整体世界的意义。文化并非个体性概念，而是一个综合的、多元的、关系的概念。全球化来自各个区域的自发，彼此之间不断增长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增加彼此对全球整体的意识。 唯上述二氏虽所持观点不同，但不可避免的是从“西方主体论”出发，认为“西方化”是最终之结果，华勒斯坦（I.Wallersteim）甚至断言资本必将从核心的西欧、北美扩展到半边缘的俄罗斯，而后中国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最后将形成西方资本的一统天下。 

　　（三）日本“国际化”的启示 

　　此外，20世纪八０、九０年代，由于全球相互联系日益加强进入世界化的信息时代，地处东亚一隅的日本透过商品向全世界渗透，逐渐形成日本“国际化”的高潮。在此之前，1974年所成立的“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于1985年开始邀集二百余位专家学者，完成大型政策研究《九０年代日本的课题》论著，对日本“国际化”理论研究产生极大影响。 

　　日本的构想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大国意识、民族优越感，力求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一席之地，争得对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以作为实现“国际化”物质的、社会的、政治的基础。换句话说，是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进一步实现其文化“国际化”的目标。唯九０年代后期，由于日本经济泡沫化无法摆脱景气低迷，这一“国际化”热潮才逐渐退烧，近年来行动趋缓。 

　　根据文献显示，日本原先的想法，是要以资金的提供者与先进科学知识传播者的姿态活跃于世界舞台。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即在倡导“战后政治总决算”和“国际国家”论时有云：“过去，我们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对文化的吸收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做的努力却很不充实。”又说：“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1982年由日本政府经济企划厅出版之《2000年的日本—具备国际化、高龄化、成熟化》报告书，亦强调“必须以国际视野看待一切问题”，毫不掩饰的表露日本追求“国际化”的心志，面向世界，积极主动，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甚至要把国际社会“日本化”。  

　　在日本人“国际化”的思维中，毫无疑问是要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将日本由原来文化输入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国的需要。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国家文化政策以扩大吸收外国留学生（计划在20世纪末招生10万名留学生），在国内扩充日本研究的机构，加强日本研究团队，吸引并资助外国学者赴日研究；在国外资助设立日本研究机构、文化交流设施，扩大日本文化影响，宣传日本文化独特性 ，迈出相当宏观的格局。 

　　（四）文化结构的检视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更有强邻日本以“国际化”为民族集体意识，以及由集体意识衍生的“日本中心论”的竞争压力。另外欧盟成员国在统一货币之后，彼此协议在一个政治组织下呈现联邦国家，逐渐形成关心欧洲前途，进而超越国界，以诸多民族为中心，呈现共同的欧洲历史与区域结合，也对中华文化形成对立的态势。 

　　全球化给中华文化带来很多新挑战，无庸置疑：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传统的宗教逐渐消失、传统的社会组织产生动摇，交通的便捷，乡村聚落人口迁移至城市……也产生新文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环境相激荡，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最后导入世界文化系统，但前提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容是否先为世人所认同，炎黄子孙是否掌握了这份契机。 

　　费正清曾经说过：“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的权利与诉讼，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  

　　可以预料，经过数千年流变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融合各种成份，具核心价值的系统，所谓历史的传统(Historical Tradition)，由非物质的文化长期构成，且由民间传统升华或结晶成之者。这一文化核心的抽象价值，即儒家学说表现为哲学特性，亦为中华文化的特质，不易为西方物质文化所完全替代。百年前被破门而入的西方文化赶至一边的，是环绕在历史传统外围的民间传统(Folk Tradition)，以及环绕在民间传统之外的风尚文化(Fashion Tradition)。   

　　笔者之所以持如此看法，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攻击传统文化不如西方；新文化运动猛烈反对传统，并非全盘否定传统。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所提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即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李大钊所云：“取由来的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的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彷佛将中华文化付之一炬，实则是痛彻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应彻底更新，因此“有意而为” ，所谓“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攻击与否定传统的过程中，事实上也就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再造。但一、二文人毕竟改造有限，百年之后，文化传统核心之抽象价值仍旧屹立不摇，转变的是民间传统，属于物质和生活的方式渐趋西化而已。 

　　（五）文化心态是文化再生的前提 

　　如上述，八十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号召人们自觉成为具有现代素质的人，要求人们应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文化运动的带动者系以启民智、建立大众文化心态为目标，如今时空已由20世纪转入21世纪，这种对文化传统进行认真、深入思考的文化心态尤其必要，但否定则大可不必。 

　　我们无须悲观，因为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并未丧失。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古籍、民俗的保存发扬，形成了“国学热”，配合历史出土文献空前规模的整理与出版相结合，已尽可能展现历史原貌和文化魅力。大量的文献整理与图书出版，以历史经验可知，一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编纂，均将带动下一时代文化的飞跃与灿烂。中国人亦已走出了“五四”的阴影。 

　　中国人的民族性亦未丧失。林语堂把中国人的特性概括为十五种，即(一)稳健、(二)淳朴、(三)爱好自然、(四)忍耐、(五)无可无不可、(六)老猾俏皮、(七)生殖力高、(八)勤勉、(九)俭约、(十)爱好家庭生活、(十一)和平、(十二)知足、(十三)幽默、(十四)保守、(十五)好色 。是一种中庸之道的表现。八十余年前的批判有其特定时空，儒家之道之所以遭到严厉指责和粗暴的待遇，是因为儒家文化中不具备发动经济的动力，以及文化运动性质走向了情绪发泄。但历史证明儒家中庸之道历久弥新，至今中国尚未出现道德体系失衡和社会结构的解体。 

　　文化传统是民族自发的、也是支配千百万人的观念和力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一种模式、一种精神力量 。它是一种心理结构，也是一种信念。 

　　传统文化则不然，传统文化属于历史，其界限涵盖了历史上“精神与物化了的精神”，如：“思想、学说、宗教、科学、文学、艺术、风俗习惯、起居方式、语言文字、工艺技巧、文化制度、文化事业、文化交流” 。有待强而有力的经济后盾，以及政治力量的主导、支持。向外输出文化，则中华文化必能再生，不因全球化的进程而淹没消失。如何以精心包装的民间传统(Folk Tradition)循风尚文化(Fashion Tradition)方式，在世界上传播中华文化，是今日全球化思潮下必须正视的课题。至于正视民族文化特质，了解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定位，从而拟定文化传播策略，使其成为中国与全球经济、政治往来的桥梁或窗口，则有待于未来的努力，以及培养全球性人才方能竟功。（作者为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