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松超：传统文化中的黄金教训

　　罗家伦先生有《道德的勇气》一文，选自他的《新人生观》。这篇文章立论正确切要，文笔畅达活泼，对青年极有鼓舞策励作用，曾被选入台湾高中国文课本，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现在新出各版国文课本都巳经没有这篇文章了，这也是意料之中必然的事。罗先生是来自大陆的“旧政府”的官员，出身巳经不正，他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在目前的气氛里，属于所谓旧政府的种种人事，都应该否定，都应该摈斥。在“改革”的伟大召示下，就算新不如旧，革还是要革的。就算从前干的是好事，也应该都是坏事。今年七月间有个台风袭台，风速也不过中度，但雨水丰沛，淹没了许多南部城镇街道，特别是中部山区，山洪暴发，土石横流，林木摧拔，田宅毁荡，疮痍满目，损失惨重。有人说了，这是天灾，不是有什么人故意搞成这样，政府不必负什么大责任。又有人说了，这全要怪宋楚瑜，他做省长时拨太多经费给原住民，山区建设太多太好，所以遭受水灾才有这么大的损失。这话倒也可有此一说，要是当年宋某人不必照顾什么居住在山里的原住民，最好是断绝他们在山中的生计，把他们赶到平地，那么现在岂不是免遭这山洪的荼毒吗？宋某人要自怪识见浅短，做自己的官好了，干吗去照顾原住民同胞呢？至于说如果原住民同胞真的都迁居平地，他们怎么跟平地居民相处？怎么在跟平地居民竞争下保有一定的生存条件？还能保持族群的独立完整？还能持续自己的生活习惯？语言会不会消灭？文化是不是断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批评者只管批得够不够耸动，自己人是不是喝采？选票有没有增加？那里管得了那许多事？不过这些人不就是原来也口口声声大声疾呼要维护本地族群、发扬乡土文化、保护本土语言的那些人吗？你若是怪他漠视原住民文化，“其实你不懂他的心”(一首流行曲中的歌词)。他说的是保护发扬他的本土文化，并不是你的本地文化，原来就不干你的事。以上扯远了，拉回来介绍介绍罗家伦这个人。 

　　罗家伦(1895-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留学美、英、德、法等国。曾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3年任新疆监察使，1946年任驻印度大使。1949年到台后，曾任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着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等。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罗家伦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积极参与了这场青年自发自动的爱国行动，并且是其中的重要分子、灵魂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钟，罗家伦在北京大学新潮社应同学狄福鼎的要求，为北京八校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虽然心情万分紧张，但保持镇定，注意集中，匆匆一挥而就，竟不需要修改。 

　　宣言说：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当天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警卫阻拦不准进入，于是学生推派四名代表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罗家伦是代表之一。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2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他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名称的人。  

　　罗家伦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1928年8月-1930年5月)，曾经做了一件传诵学界也是他自认得意的事，就是破格录取钱钟书先生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才子，幼承家学，国学根柢深厚，中学读的是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 英文受到良好的训练，考清华大学时，国文英文都得到了高分，但数学成绩未达标准， 按例不能录取。罗家伦认识到钱钟书才华横溢，是不可多得的奇才，特别打破成例录取了他。我们从钱钟书先生后来的成就来看，不能不钦佩罗氏当年的慧眼和不拘一格识拔人才的作风。钱钟书先生对罗家伦的知遇之恩不但当时心存感念，即在多年之后还曾提起过。  

　　罗家伦在《道德的勇气》中指出，道德的勇气是需要培养锻炼的。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盖要完成“大任”，必须坚持理想，固守目标，百折不回，以达于成，也就是说要具备道德的勇气。这种勇气必须经过“苦其心志”等等的锻炼才能养成的。孟子的话是大体精要的说法，罗家伦则提出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 

　　(一) 知识的陶镕  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面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炼而产生的道德勇气，才是有意识的，不是专恃直觉的。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镕，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炼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画、有远见的行动。 

　　我有一位香港的朋友，是一间大学的教授，他有许多不同于一般人的行为，被人目为异类。例如外出，无论是到学校还是别处，一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不开自用汔车，他根本也不买车；他们家里洗涤碗筷用洗米水而不用清洁剂，洗涤衣服也不用去污粉。总而言之，凡是污染环境的都尽可能不用。为什么？因为他深知人类生存的环境巳经被糟蹋到什么地步，再这样下去，人类只有灭绝一途。人类制造的废气，使得地球上空臭氧层裂开了一个大洞，还在继续扩大中。汔车就是排放废气的大祸首之一，可是人们使用汔车不但不见减少，反而与日俱增。汔车制造商年年推出新的款式，买车的人趋之若骛。他不能叫别人不开车，但可以决定自己不开车。清洁剂去污粉污染大地，毒害甚烈，但要人不用也难。不开车、不用清洁剂好象不是什么大事，尤其在文明落后地区或者根本不算什么事，但在文明发达的地方，要拒绝这些还真不容易，真正了不起。这就要有道德的勇气，这种勇气产生于自觉的信念，源于知识的深信。 

　　(二) 生活的素养  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说，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 

　　现在的社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现代的人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征名逐利，求官求财，贪婪成性，竞逐虚华，以美服华厦来装扮门面，用声色犬马来填补空虚，心灵由于太多的欲望而充满嫉妒、怨恨、报复、阴谋，漆黑一团，正义成为嘲弄的对象，道德巳经沦丧殆尽，也就没有道德勇气可言了。今时今日，有道德勇气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直如凤毛麟角，属于稀世之珍，有一于此，不免被视为不识时务的古董，目之为今之古人而咄咄称怪了。 

　　(三) 意志的锻炼  一个人所过的生活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感觉的生活，一种是意志的生活。前者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祇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信念坚定，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难，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 

　　现代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属于感觉的生活。生活的目标在追逐感官的享乐，生活的内容也只能是一些短暂的感官上的享乐。生活没有中心，混混噩噩，随波逐流；生活没有品质，精神空虚，意志软弱。社会充斥着一片虚华与萎靡，人们没有正确的生活，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怎么可能产生坚强的意志呢？ 

　　(四)一个人的道德勇气，祇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那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一个具有道德勇气的伟大的人物，也要历经种种危难的考验，才能成就。   

　　愈是危难，愈能显示一个人的道德勇气。“风雨如晦，鸡鸣不巳。”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古人早有明训。一个人在面临重大危难时，要能明辨是非，坚守原则，知道什么当为什么不当为，站稳自己的立场，绝不动摇。要有坚强的抗压性，顶得住强大的反对势力，有时可能不顾亲人的反对，甚至自己内心的挣扎。这种强大的临危不惧的道德勇气，是在平日不断的磨炼中累积而成的。 

　　罗家伦指出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但对于什么是道德勇气却没有直接解释。我们认为勇气是行动或者行为的表现。凡在道德标准上，属于应该做的事，或者不应该做的事，不管客观条件如何艰难，能不计个人的利害，甚至于个人生命的安危，百折不回，坚韧不拔，坚持到底，这种表现就是道德的勇气。具备道德勇气的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  的坚定信念，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壮烈气概。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压熏陶下，多少仁人志士在历史长河中，上演了一出出艰苦卓绝、血泪交流、动人心弦的场景，给后代子孙留下了宝贵的资产、黄金般的教训。屈原和司马迁是其中两个较早的典型人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同样表现了伟大的道德勇气。 

　　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和诗人，楚国国君的同姓贵族，楚武王孙瑕的后裔。他知识渊博，了解历史上的治乱兴废之因，对于楚国当时的情势也有清楚的认识。内政方面，主张限制贵族的特权，举贤任能；对外方面，审时度势，深知楚国在与秦国的斗争中，唯一的出路是与东方的齐国结盟，共同抗秦，如果畏惧强权，向秦国屈辱求和，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曾经三次出使齐国，以图达到联齐制秦的目的。楚怀王起初尚能信任他，后来听信谗言，在外交上采取亲秦的策略，就把他贬了官，逐渐疏远他。屈原后来又被放逐到江南沅湘流域的荒野之地。在长期流放中，深感楚国政治败坏，道德沦丧，君臣贪于苟安，不思振奋，国力益衰，国族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都如日暮途穷，无尽的忧思深深压在他的心头，不能自巳，满腔的愁愤，只能渲泄于诗歌吟唱了。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国郢都被秦国攻破，君臣出逃。屈原眼见自己的理想幻灭，国族即将灭亡，就在那年五月，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死，是因为政治主张不能实践，自己的理想不能完成，义不受国族灭亡的屈辱。楚国的腐败，日趋灭亡，有种种客观因素，不是屈原个人意志可以掌握的，屈原可以完全自主的就是自己的“死”。他用“死”维护了他的理想，完成了他伟大的人格，表现了强大的道德勇气。有人说得好： 

　　中国的高人志士们，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亦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 

　　(屈原)他要自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悲吟着，高歌着，行步着，徜徉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司马迁，西汉大史学家。十岁始读典籍。二十岁后游踪遍及南北。后又奉使西南地区巴、蜀、邛、昆明等地，并随汉武帝巡游，到过不少名山大川和重要都邑。元丰三年 (前108) 继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得以博览皇室藏书。游历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博览积累了丰厚的知识，为其后继承父志撰写《史记》奠立了良好的基础。天汉二年 (前99)，因为李陵投降匈奴，他替李陵辩解，得罪了汉武帝，被下入监狱，判处腐刑。腐刑是一种令人极为耻辱的刑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讲，身心都遭到无比痛苦的摧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对此有极惨痛的描述。他认为“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因为“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诟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受过宫刑的人，不齿于人类，处境简直是生不如死。生或死，司马迁心中一定不知多少次询问过自己。千回百转之余，司马迁毅然选择了在污秽阴暗的环境中，含诟忍辱地苟活下去。为什么？“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那时正在写作《太史公书》，巳经进行五年，最后的目标是完成一部“上计轩辕，下至于兹”，“究天人之际，成通古今之变”的不杇著作。完成这部书不但是司马迁个人生命最极致的成就，也是对人类文化的伟大供献，否则纵然活着，生命又有何意义？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司马迁为了能够完成此一崇高的理想，愿意忍受形体的残害、心灵的斲伤，终身活在羞辱与龌龊之中。他认为如果真能写成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那么先前的耻辱就有了补偿，就是死一万次，又有什么悔恨呢！ 

　　司马迁写出了他的辉煌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中国第一部通史。没有司马迁坚忍不拔的毅力、崇高伟大的勇气，世界上也就没有这样一部光耀千古的不杇巨著了。他的忠于理念的道德勇气，艰苦卓绝坚毅精神，真可以说惊天地泣鬼神，二千年来，令后世子孙钦佩不巳。我们可以拿他称赞屈原的同一句话来称赞他，那就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投渊自沉，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而忍辱偷生。他们在人生的进程中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同样是真实面对自己的人生，勇敢面对自己的良心，为所当为，不为所不当为。他们以崇高的理想，无比的道德勇气，为自己建立了璀璨伟大的人格形象。他们以自己的人生实践，为后来者提供黄金般的教训，时至今日，价值丝毫不减。 

　　今日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一味追求经济成长，流弊所及是令许多人迷失在金钱和物质的追逐里。金钱成为主宰，银子支配一切。官商勾结，钱权交换。有钱有权者利字当头，竞谋一己之私；无知小民，或被环境感染，或迫于生计，也莫不在金钱中苟苟营营。其次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强大的经济体在扩展经济活动的同时，更有条件在政治上文化上影响别人，以至某些强权自以为独一强大，可以支配世界，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企图以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以自为是的价值标准凌驾一切，用伪善的面目，进行收买、分化、恫吓、破坏，用一切手段阻止别人进步，以维护他自己的独霸地位。若干不肖政客，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甘心被操纵利用，搬弄一些似是而非的“民主”，“人权”的漂亮口号，愚弄人民，进行出卖人民利益的事。今日世界许多国家许多地区动荡不安，纷争不断，主要原因在此。这里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处今日之势，一个国家民族能不能自强自立、自尊自主？外力的干涉如不可避免，主要就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有没有脊梁骨？能不能站得直、挺得住？ 

　　在铺天盖地的金权笼罩下，保持清醒，不被收买、操弄；在外在极大势力诱迫下，自立自强，不惧外、媚外；绝不放弃理想，固守原则，坚持立场。不管从事政治或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的人，或芸芸众生小民，都能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黄金教训，发扬道德勇气，做有利于国族人民的事，不做不利于国族人民的事，则经济发达，民享安乐，国族和谐，前景无限。舍此不为，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作者任职于台湾淡江大学）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