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平：建构以两岸四地为核心的亚洲华语电影区域

　　论文提要：在全球化经济时代，区域化的经济合作体，已经成为具有独特相关性的地区和组织展开合作的重要途径。对电影这样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商品来说，区域化的电影合作与交流是保持文化艺术多样性的重要方式。华语电影的区域化建构是以两岸四地的电影版图为核心圈，以东南亚华语地区为辐射带的具有地缘性的电影区域。这样一个华语电影区域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使两岸四地的电影产业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与整合，提升华语电影的整体产业效益。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华语电影的区域化建构，有利于保持华语电影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魅力，能够使亚洲的华语电影在一种更加紧密的产业联系中，逐渐形成一种可替代性的电影文化的价值观。 

　　在全球化经济时代，区域化的经济合作体，已经成为具有独特相关性的地区和组织展开合作的重要途径。对电影这样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商品来说，区域化的电影合作与交流是保持文化艺术多样性的重要方式。欧洲国家间的电影合作，中北美地区的电影合作，都为世界电影创造了不同的电影文化景观。而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看，区域化的电影合作也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电影创造了低风险高回报，文化自主的产业运作。而亚洲的华语电影，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缺少体系性的整合，虽有局部合作，但始终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区域电影力量。近些年来，随着两岸政治气氛的和谐、宽松，香港与内地电影的合作日益紧密，中国大陆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建构亚洲华语电影的区域化的条件逐渐成熟起来。 

　　亚洲华语电影的区域化建构是以两岸四地的电影版图为核心圈，以东南亚华语地区为辐射带的具有地缘性的电影区域。在这样一个电影区域内，两岸四地的电影产业首先需要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两岸四地的资本、人员应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并且在影片的销售、放映等环节形成统一的排映机制。而在电影创作及电影相关政策的制订上，两岸四地亦应有共识性认知。其次，通过这样一个核心圈的产业辐射力，去整合东南亚华语电影的产业资源，最终形成一个区域化的亚洲华语电影产业地带。这样一种华语电影区域的建构，一方面可以对两岸四地的电影产业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与整合，提升华语电影的整体产业效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持华语电影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魅力，能够使亚洲的华语电影在一种更加紧密的产业联系中，逐渐形成一种可替代性的具有文化自主性的电影文化的价值观，并可以有效地与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霸权主义的价值观进行对话，以保持亚洲文化的独特性与自主性。当然，文化话语权的确立是以经济自主性为依托。如果两岸四地以及东南亚华语电影的资源无法形成有经济效益的区域化自足产业，这样的对话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方面，两岸四地都有惨痛的教训。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本土电影产业的全面退场，以及最近美国利用WTO对中国进行的反垄断的裁决，都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华语电影的产业体系，那么两岸四地包括东南亚的华语电影市场将无力抵御好莱坞电影的侵袭。众所周知，电影不同于一般性的消费型商品，电影在作为商品传播的同时，包含在电影之内的文化价值观也在大众中扩散。因此保护华语电影在文化上的价值是华语电影区域化建构最根本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一个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华语电影区域化产业形态的建立。 

　　一 

　　从历史上看，两岸四地以及东南亚华语电影曾经有过阶段性的，局部的区域合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有过非常密切的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时期。不仅人员、资金流动热络频繁，而且创造了流行一时的爱情文艺片、武侠片、黄梅调影片、赌片、枪战片等。这些类型影片一度成为亚洲电影市场最有商业价值的电影。有些电影在港台地区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好莱坞影片。并且，以台港两地电影业为主导，创设了亚太国际影展。虽然亚太影展现在已风光不在，但在当年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电影盛会，对亚洲华语电影的推动助力颇多。当然，由于政治的原因，亚洲最大的中国大陆市场在那个年代的缺席，也减低了这个小区域合作的持续影响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了，香港国泰电影公司（后合并改组为“电懋”公司）与香港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建立了庞大的现代化的电影制作发行集团，不仅使香港电影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也让东南亚市场接受了华语电影的趣味和风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也形成了一股合作制片的潮流。1992年至1995年，中国的合拍电影在数量上形成了一个高峰。1992年，合拍片占到了当年影片产量的近一半。其中，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地区的合拍片几乎占到了合拍片数量的90%，形成了“台湾的资金，香港的技术，内地的劳务（或者说内地市场）”的合作模式。这样一种合作模式，不仅在短期内解决了内地生产机构缺少流动资金和先进设备的窘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不景气的港片寻求新的融资策略提供了很好的方式；而对台湾投资人来说，广阔的内地电影市场在理论上也有可观回报率。2004年1月1日，随着CEPA的正式执行，香港和内地的电影合作变得日益密切起来，合拍片数量不断增多。“从2006 年1 月1 日至2009 年6 月的三年半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在内地上映的香港电影（包括合拍片）共计118 部。其中，2006 年上映29部，占当年上映影片总数的26.4% ；2007 年为34部，占当年的24.5% ；2008 年为32 部，占当年的24.6%。而从票房来看，却分别占到了当年年度票房总额的65%、58% 和79%。”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合作，不仅扩大了内地市场的国产片市场份额，为香港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广大的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拍片，不断更新着中国内地电影创作人员的创作观念。应该说，这些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华语电影区域性的合作，为建构更深入的华语电影区域性产业体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 

　　从现实条件来看，两岸四地目前处在历史上最为宽松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香港、澳门回归已经十余年，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逐渐深入，彼此的关联性也更加紧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在近一两年中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两岸直航，以及正在讨论中的两岸经贸协定（ECFA），都为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释放出令人高兴的信号。这些都为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语电影区域化的产业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电影方面，中国大陆的电影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全国城市院线票房总收入却高达62.06 亿元，同比增幅42.96%，而全球电影市场近年的平均增幅只在8%左右。中国已成为全球票房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全年电影综合效益106.65 亿元，同比增长26.47%。”  

　　2010年初，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9号文件）。指导意见中的许多措施，对构建华语电影区域化体系是十分有利的。如，关于积极培育新型企业的措施，就为区域化建构提供了很好的体制上的便利。以往，中国大陆的电影企业长期政企不分，公民营企业待遇不平等。但在2009底，中国内地的国有电影机构全部完成企业化改造，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国有制片企业，这使得国有企业朝向规模化和国际化的方向有了体制上的保证。并且，9号文件在企业的政策待遇方面也进行了鼓励性地调整，明确提出“对非公有制电影企业在投资核准、土地使用、财税政策、融资服务、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国有电影企业同等待遇”。这一规定为专业的大型电影企业在华语电影区域化建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策支持。如前所述，亚洲华语电影区域化的建构，离不开有实力的电影企业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华语电影区域化的建构也只有依靠这样一批有实力的电影企业，它才能够形成真正具有产业效益的经济统一体，才能真正摆脱过度行政化对于华语电影区域化建构所形成的障碍。同时，9号文件还鼓励加大投融资政策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电影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由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已经加入WTO,，港澳地区本身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利用两岸四地开放的金融业，能够为两岸四地华语电影区域化建构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保障，这是在上世纪的若干次局部的合作中所没有的利好信息。两岸四地可以充分利用金融机构对于电影业的支持，在一种新形态的融资体系中，完成两岸四地华语电影的制作整合。目前，中国内地的华谊公司已经上市，中国电影集团和保利博纳电影集团也在筹划上市，并且，有一些合作制片的项目已经获得了金融机构有限度的贷款支持。这些都为更深入的资本运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形成更广阔的华语电影市场，9号文件也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扶持。加快培育海外营销的市场主体，拓展渠道，完善网络，对于华语电影区域性的电影产品的营销和发行提供了基础性的政策服务。在硬件方面，中影集团数字基地的建立，使亚洲拥有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前后期的制作工场。它的意义在于，华语电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从前制到营销的整个电影生产过程。 

　　而以目前两岸四地各自的电影产业状态来看，形成华语电影区域化的产业整合体，对于解决四地各自的问题是有所帮助的。大陆地区电影产业虽然有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整体电影创作依然是面向内地市场的思维。这导致了影片数量激增但出口却有限。大量影片挤压在片库没有机会上映。而这些影片由于只照顾内地电影观众的欣赏趣味，或者迁就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官方电影的思想，使得这些影片基本上没有海外市场。而从市场角度来看，大陆一线城市的影院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而二三线城市的院线投资所需的时间和资金又是短期内无法实现他们所应达到的效益。而如果把华语电影区域性建构作为长远的目标来说，不仅创作观念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不至出现目前比较狭隘的创作观，新的艺术方法和观众定位都将为中国电影带来气质上的变化。并且，有实力的电影院线公司能够把业务有意识地拓展到亚洲华语电影区域，整合现有的电影院线，那么，院线就成为跨地域的电影销售体系，产生效益的时间和规模势必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从历史上看，仅仅一个香港地区的国泰和邵氏公司，能够在南洋地区建立自己的庞大电影帝国，并成为香港重要的电影工业支柱。因此，跨地域的院线（市场营销体系）对于中国内地电影的改变是巨大的。而在港澳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电影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而香港电影近些年的发展，又过度依赖大陆市场，致使香港本土市场，以及原本属于香港电影的东南亚华语电影市场基本沦丧。这种高度的依赖性不仅对于电影内容生产带来很多短视的做法，也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失去了本应在华语电影区域性整合中，所应该扮演的开放与自由的角色。而对于台湾电影来说，自上世纪90年代失去本土电影市场以来，始终在苦苦等待崛起的机会。尽管近一两年出现了《海角7号》《艋胛》等票房收入超西片的电影，但本土工业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竞争力。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电影也在寻求大陆以及香港的资本合作，但在一个局部性地合作中，也很难形成规模性的效益。因此，从两岸四地目前各自的电影产业局限性来看，建构一个华语电影区域化的产业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四地的电影产业资源，并最终形成具有辐射性与影响力的华语电影核心圈。 

　　三 

　　在华语电影区域化的建构中，我们似乎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说障碍。假如对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有建设性的研究，它们可能会阻碍华语电影区域化的建构。首先，在华语电影区域化过程中将面临的是文化认同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价值观的差异，曾经使两岸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两岸都视对方的电影为政治宣传。而由政治价值观所引出的文化价值观也颇有差异，台湾比较不认同大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红色文化传统。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样的情形有所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由台湾投资，两岸三地合作拍摄了一批具有传统文化格调的影片，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霸王别姬》、《炮打双灯》、《五魁》等，两岸的电影工作者似乎在另外一种题材中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文化命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岸的电影交流并不算多，而最近的成果就是《白银帝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两岸关系不断地走向正常化，历史所形成的文化包袱与偏见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寻求合作的态度。从两岸历史上合作的电影类型来看，具有文化色彩的历史大片似乎可以成为华语电影区域化后，重要的两岸合作的题材领域。也就是说，两岸华语电影的创制，完全可以开辟出一条不同于香港与内地合拍动作商业大片的形态，可以就中华文化中富有意味的，并为两岸所能接受的题材与命题进行合作。在香港与内地合作方面，由于合作的历史较长，同时香港电影本身所具有的商业性与去政治化的特色，使得内地与香港在商业大片的合作方面，体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这两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成绩可以看到，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几乎占到了票房的2/3以上。当然，在票房飘红的背后是类型的单一与价值观的纷呈驳杂。一些粗制滥造的商业片充斥电影市场，由于缺少一个大的区域性的市场，香港与内地的合拍始终无法超越香港电影气质中那些比较庸俗和肤浅的元素。这尤其表现在香港与大陆合拍的一些古装大片上，比如《花木兰》、《苏乞儿》等。因此，在文化的认同方面，香港更多的是用自己对于电影娱乐性的理解，来改造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性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电影本身的商业电影经验，以及它对最新电影技术的敏感性，使得香港电影始终保持一种有活力的平民本色与精湛的制作水准。而香港电影这一优势正是华语电影区域化建构中所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在文化认同上，两岸四地的电影应该优势互补，在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下，共同创制优良的华语电影。 

　　其次，在华语电影区域化的建构中，所面临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两岸四地在金融支持和资本流动中所遇到的问题。尽管9号文件对于金融业支持电影业提出了政策性措施，但落实到具体的可实施性方案的时间表还没有出来。缺少更规范、更强有力的金融与资本的支持，华语电影区域化的建构将缺少血液。两岸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协定（ECFA）还在讨论中，台湾电影享受国片待遇的时间表也未确定，这也使得两岸四地形成核心圈的进程无法快速运转起来。香港与内地虽然由于CEPA的关系，港片享受了国片的待遇，使得资本与金融支持更有介入的意愿，但目前合拍片的主要资金还主要来自于内地公司的自有资金和一些社会闲散资金，香港的金融体系与内地的金融体系，尚未就文化产业的金融扶持形成统一而有效的体系，因此香港本土电影越来越倾向保守的本港策略，鲜有拓展的资金与市场规划。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本对于两岸四地华语电影依然处于审慎的观察之中。 

　　最后，我认为华语电影区域化建构的一大障碍来自于观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年轻一代观众。如果说，上世纪两岸四地的局部合作得益于老一代观众对于中华文化的情感与认同的化，那么，今天年轻一代的观众，这些已经离不开互联网络，习惯了好莱坞电影和西方式的情感表达的年轻观众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华语电影最忠实的观众。换句话说，区域化的华语电影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文化形态、类型趣味追求和美学追求，这是对于华语电影区域化建构的考验。 

　　不论怎样，建构以两岸四地为核心的华语电影区域，它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在一个经济互利的系统中，完成对于华语电影的有效整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电影区域的建立，可以渐进式的把华语电影的影响力逐步向东北亚拓展，使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加入到这样一个泛亚洲的文化区域当中。以电影为媒介，最终达成亚洲文化的自主性，从而形成与西方话语的对话机制，使文化亚洲的理念成为有感召力的充满智慧的文化经验。 

　　吴冠平  男，电影学博士、《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秘书长、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发起人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