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中华文化是中国电影之根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推动和深化两岸电影界的交流合作，进而促进两岸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扩大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我以为，关键在于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国电影之根 

　　于电影产业而言，资金是重要的，数码技术是重要的，娱乐是需要的，票房是绝对不可小视的。然而，即使拥有丰裕的资金，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必然辉煌；数码技术可以极大地丰富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但文化内涵贫乏的电影难以走向世界，一味追求技术也许反倒成为炫技；人们辛勤劳作之余需要娱乐，但娱乐至上绝不可取，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赚取可观的票房可喜可贺，产销倒挂，债台高筑，只能关门大吉。但是，如若将票房视为电影的唯一目的，那又意味着什么？ 

　　在社会日渐浮躁的当今，我们冷静思考一下，中国电影在取得不小的成就的同时，日渐失落的是什么？正是本应大力弘扬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电影的优秀的东西，我们应当学习、借鉴，但不能是低层次的模仿、炮制。而对浮躁的社会现象和由此形成的浮躁的消费现象，我们不应当迎合，而应导引，用艺术感染力强、观赏性强，具有中国文化品质和气派的电影产品占据市场。如同餐饮业，势头强劲的“麦当劳”、“肯德鸡”随处可见，何必再打出“永和豆浆”、“马兰拉面”的旗号？我不排斥炸鸡块儿，我也不想只在饮食品质的层面作分析，我只想为在强手如林的快餐业中为广大民众奉献出中国独特口味豆浆和面条大声喝彩！ 

　　我不禁想到，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能够进军好莱坞，靠的是绝的中国真功夫，而不是西式拳击。 

　　我不禁想起台湾同行当年拍摄的《原乡人》、《小城故事》、《汪洋中的一条船》、《秋决》、《悲情城市》、《无言的山丘》等等电影名作，至今忆起仍倍感温馨，感人至深。我甚至还清晰地记得一部名为《你早，台北》的电影里有一支唱着“你早，台北”的歌，那嘶哑的男声，有些苍凉却满含底层民众对美好向往的歌声、旋律，虽然我不会完整唱下来，但至今萦绕我的心里，难以忘怀。 

　　我不禁想起内地的《小城之春》、《马路天使》、《林则徐》、《早春二月》、《芙蓉镇》等等宛若璀璨明珠的电影，极富中华文化的特色，且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从而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我这样回顾，绝不只是一种怀旧情结，而是从心底发出的赞美。如同任何事物一样，电影也在发展，在变化，在创新，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广大的电影消费者从这众多的电影里感悟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内蕴，具有久远的艺术魅力，当然也拥有广阔的市场。 

　　说来令人怅然。当电影跨入新世纪时，人们对于电影到底是什么反倒迷茫了。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等等。我在想，难道“艺术电影”就不是商品，就不要走向市场了吗？难道所谓“商业电影”就不讲艺术品质了吗？《巴顿将军》、《克莱默夫妇》、《甘地传》、《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拆弹部队》等等影片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电影就是电影，是制作给广大电影观众观看欣赏的精神文化产品，而且力争拥有众多的消费者自发地参与审美才好。 

　　有评论指出：“文化价值”不等于“文化资本”，可以变生效益的是“资本”，不可被量化的是“价值”。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文化资源也可以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本进入经济动作。但仅把文化作“资本”观，把文化价值狭益化为“变生效益”，其实是一种十足的短视。 

　　2009年被不少人称为是台湾电影的复兴之年，不仅《海角七号》《  男孩》等影片用不断刷新的票房纪录突破了台片的窘境，更有一批新片总导演崭露头角。据悉，2010开年，由玉女李烈担任制片人的《艋舯》，又掀起了台湾电影的新波澜。我很想看有机会看这些影片，如同我关注大内地的章家瑞、张扬等青年导演的作品。毕竟，中国电影的未来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是古老而又现代的最具连续性的文明。 

　　比如，从西周直到近代的章太炎、孙中山，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都把研究“天”和“人”的关系摆在极高的位置。 


　　早在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重“道”，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自然界本身的产物，无“道”外之物。这种天道自然观产生于2500多年前，不能不使我们对先贤肃然起敬，其睿智的光芒令我们倍感骄傲。“顺天应人”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观的主流观念和文化建筹中的重要思想支柱。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均重视人，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中国的先贤认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元素，将父子、夫妻、君臣、长幼、友朋称之为五伦。和谐的五伦构成和谐社会。西方文化中少有五伦的概念，人总是以个体的形态同家庭、社会相处。它的长处在于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的自由与权利，不足之处是家庭的凝聚力不足，于是松散的家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学家的头等研究课题。伦理的道德标准，也是造就杰出人物的道德熔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其伟大的人格正是在伦理观念的陶冶下铸成的。那些光灿耀人的英雄也为我们民族的道德和正确的伦理观树立了千秋不灭的榜样。 

　　孔子对民族，社会道德提出了一个核心和最高标准，这就是“仁”，孟子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义”作为民族道德的核心和最高标准。“义”，就是正义。而“舍生取义”将这一原则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精神是不朽的，仁义、道义、礼义、信义、忠义、廉义、德义成为中华民族道德气节的标准，与重“利”相对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未被异文明所湮灭，与“舍生取义”的精神有着莫大关系。 

　　中华民族古老独特的生活方式更是多姿多彩，这涵盖了饮食、保健、生活方式的内涵与情趣诸多方面。如三千年华夏节俗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那“七夕”岂不就是中国的情人节。特别是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文化，西方也是羡慕不已的。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对中华文化作一极为简要的回顾，同样不是“怀旧”、“怀古”情结，我实在是被伟大的中华文化深深感动，也不是主张大量拍摄中国古代题材的电影。我只是想说，中国电影应当从先人创造的灿烂文化中汲取精华和营养，以此关照当今的社会百态，制作出更多更上佳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电影。常说越是具有民族性才越有世界性，此理甚精、甚敬！ 

　　拜读著名作家肖复兴先生写的一篇文化时评，题目是《我们进入搞笑时代了吗？》文章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艺术，为什么如此四处开花般需要搞笑，而且是处处离不开这样无厘头的搞笑？似乎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用搞笑的方式来进行，搞笑真的成为了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好玩取代了好听或好看，粗俗取代了高雅，悲剧演成了喜剧，有意思取代了有意义。难道我们的时代只需要如此“浅白式”的搞笑，而不再需要幽默大师？娱乐以及从娱乐中找乐，也并非十恶不赦，但是，我们如此对于搞笑形式与样式中找的乐，都是在向下滑落，起码已经不是智慧的乐——体味人生资味、看遍春秋演绎之后的乐。教育与文化的缺失，致使我们的趣味和品位拉动着我们的大众文化一起跌进泥沼之中，却以为是在茵茵草坪上狂欢。 

　　22年前，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那是我导演表现钢铁大企业的电影《共和国不会忘记》的艺术总结，命题是《“炉前工”的挣扎》。在这篇文章里我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上或者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只要政策得当，举措有力，是可以得到扭转的，然而，如果文化和道德失落了，那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交际舞当然可以跳跳，不仅可以愉悦身心，起码可以活动活动筋骨，麻将牌当然可以摸几把，其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技巧犹如作战，很有助于活跃思路脑筋。不过，倘容十亿龙的传人的兴趣全在这上面，恐怕炎黄子孙也只能是停滞在蹦嚓嚓和“和儿啦”的水准上了。 

　　CCTV正在举行的青歌赛上，“综合素质考核”评委余秋雨先生有两句话也颇值得思索：“经典需要年轻的生命来滋养；年轻的生命也需要经典文化来滋养，这也是中华文化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 

　　诚哉斯言！ （作者为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导演）

 

[责任编辑：张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