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焘：精神信仰与老龄事业

　　精神信仰与老龄事业——全球化、城市化、老龄化：养生文化的当代课题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中国老龄事业中的精神生活与人生信仰的维度，从人生意义的终极实现的层面探讨精神关照在中国养老事业中的重要性，也讨论了精神生活方面的本土资源和实践原则。

　　【关键字】

　　老龄化 养老事业 精神生活 人生信仰

　　引 言

　　老人要想有一个身心康健、精神悦乐的生活，就一定要有一个生活的指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要有一个“奔头”。任何人，只要生活有奔头，哪怕日子过得苦一点，也会有甘甜，因为他们活得有精神，有乐趣。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认为，以前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因为想当个“万元户”，想买一台彩电、摩托车，生活有了一个指向，人就感到很充实。当今的中国人（至少是城市里的人）吃穿住用都比二三十年前要好很多，但是幸福感却没有提高，在有些人那里反而还下降了，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了奔头。生活没有了方向，就会产生人生的无意义感。无意义感是老人生活当中的最大威胁，如何重建中国人的志向、信念，是中国的养老事业发展不能忽视的问题。

　　一、生活的“奔头”是人生意义的来源

　　“奔头”就是志向。中国古人把“志”解释为“心之所之”，也就是心里想念的、向往的方向。这个方向可大可小。治国平天下、利益一切众生，是大志；把孙子孙女照管好，或者就是为了活到一百岁，是小志。大和小，差别在人的心胸眼界，但相同的地方是都能给生活一个方向，都算是立志。

　　说起志向，人就会觉得仿佛是很空的东西，跟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志向”换成通俗的“奔头”，就是一种当下生活的指向，它的作用会落实在每一天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之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超英赶美”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奔头、志向。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赶超发达国家好像是跟实现共产主义一样神圣的目标。现在单从物质角度看，中国的整体国力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光赶上了英美国家的普通人，而且在许多方面比人家的富人都奢侈得多。但是社会心态也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振作。奥运会曾经是中国的一个奔头，但狂欢忽然一下子就过去了，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可以追赶的。缺少精神追求，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尤其突出，却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

　　找个合适的、明确的志向会让人切切实实地有改变。现在的许多青年人向往着能拼搏个十几年，住上豪宅，开上名车。不论这种志向是不是真的会带来幸福，但会让人发愤拼搏，然而，当今社会的老人却大多失去了做梦的机会。以前中国人的希望是子子孙孙，繁衍无穷，老人会为了香火的延续而考虑很多事。现在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不婚不育主义的盛行和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老人也不敢有延续香火的奢望了。有些老人的身体不错，可以每天出去参加一些跳舞、太极拳之类的活动，一边健身，一边图个热闹。但身体条件能够长期支持这种兴趣的人并不多见。如果没有一个老年阶段的“志”，精神状态就会在单调的重复当中逐渐萎靡，甚至身体也会更快地衰老。

　　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需要立志，但老年人的“志”与年轻人的不同。一般年轻人的志向往往比较功利和现实，要赚多少钱，在哪里买多大的房子，达到什么职称级别，有多少时间出去旅游，等等，但老人已经从功利的地位上下来了，不再需要追求这些东西了。老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让自己生命的余晖更加绚烂，是让生命的意义更加饱满，为生命的戏剧谱写一个完满的尾声。这些目标都会让老人的晚年生活焕发生机，而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些目标还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志向当中。

　　最直接的一种志向就是去实现一生中的那些未竟的心愿，去弥补人生中的遗憾。这种志向，可以让老人在实现自己价值的过程中把生命的活力重新调动起来，

　　以北大的两位已经过世的学者为例。

　　一位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冯先生曾经是中国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学术界、文化界享有盛誉。1949年以后，由于严酷的政治处境的逼迫，也出于他自己的错误判断和心志上的软弱，冯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些批判儒家的说法和做法，在学术上乃至人格上都给他留下了污点。但是，冯先生到了八九十岁的晚年，不仅检讨了自己的过错，而且锋芒毕露地指向了思想界的一些讳莫如深的话题。九十多岁的冯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眼睛已经看不清了，无法读书和写作，就让助手读给他听和记录口述。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他的浴火重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还没等到这部书正式出版，冯先生就去世了。

　　另一位是我国二十世纪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朱光潜曾在三十年代用优雅的语言给中国青年人介绍美学思想，启发人生的智慧。在五十年代的文化风暴中，朱先生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围攻式的“商榷”、“讨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来批斗。那一代人的最好的年华都被消耗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当中，少量的作品中也充斥着自我检讨、自我否定的伤痕。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到三年，朱光潜先生就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他连续翻译、整理出版了黑格尔、歌德、莱辛等思想家的著作，加起来有一百二十万字，这时朱光潜已过八十岁的高龄了。最后的文稿是翻译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巨著《新科学》。那时，朱先生的身体十分不好，眼睛也看不清楚了，但还是坚持把文稿整理清楚，直到出版。

　　今天的老人，大多数已不需要像上述的老学者一样，必须为生命的意义抹上悲壮的色调。物质条件的充实，文化氛围的宽松，让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追求自己的活法。

　　新闻报道的“背包老人”就是一个例子。老两口了解自己的心愿，并勇敢地去实现自己的心愿。他们卖掉了房子，用得到的一笔钱到世界各国旅游。两位老人现在的身体还很好，精神状态也很积极。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在等待着有心人去做。支教、做义工、写回忆录，都是为这个社会继续贡献的方式。当然，有些事情，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做义工、参加支教，都需要掌握很多的信息，需要联系到相关的组织，甚至还需要有一定的培训。又如写回忆录，需要有人帮助去收集、核对资料，整理文案，寻访相关人等等，如果要出版，还要联系出版社，协助编辑工作等等。这些事情，可能老人单凭自己的能力无力实现，这正是未来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价值所在：为老人确立适合自己的良好志向，为实现他们的心愿创造条件。

　　为什么大多数的老人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志向呢？固然因为实现上有困难，让许多老人想都不敢去想在垂暮之年还能办成什么事。但更深的原因，还跟一个误解有关：志向是属于“未来”的，而老人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后段。一般认为，除了儿孙之外，老人是没有“未来”的。

[责任编辑：张瑞宸]